大越国

Dǒe-njyêut Ckik(北部越语山阴口)
Dia6yüt8 Kuk7(北部楚语江陵口)
大越国
State of Doe'njyeut
Dǒe-njyêut Ckik(北部越语山阴口); Dia6yüt8 Kuk7(北部楚语江陵口) 大越国; State of Doe'njyeut
	国家格言: "With moderation and hospitality do we welcome guests from overseas"; “秉中庸之道，迎四海之宾”; "Piúng tiang-liâng ti dō ,njiûng sì-shióe ti pin ."; "Piang3 tieng1ying2 kə1 dua6 ,ngiang2 si5hiə3 kə1 pen1 ."
	国歌: "The spirit of Doe'njyeut"; "大越魂"; "Dǒe-njyêut jiuîn"; "Dia6yüt8 ghuən2";
	大越在九州地区的位置(图中红色)
首都	山阴(行政); 侯官(外交); 番禺(司法); 29°59′N 120°35′E
Largest city	鄞
官方语言	北部越语(山阴口音)、北部楚语(江陵口音)、古典华夏语(书写语言)
认可地区语言	南部越语、西部越语、南部楚语、北部扬语、南部扬语、广语、交语、南部琅野语、平埔语、巴语、蛮语、连州土话、芒语、古话、北部曼语、骆语、标族语等
族群 (2013)	88.2% 华夏各族群（越、楚、郁等各族群）; 4.4% 骆各族群（骆、标、叶檀等各族群）; 4.2% 巴-蛮各族群（巴、蛮、芒等各族群）; 1.4% 菩离阿各族群（琅野、夷洲原住民）; 1.8% 其他族群（曼、句芒中山人、其他入籍居民）
族群称呼	Njyeutese; 越人
政治体制	君主立宪制王国、单一议会民主制
立法机关	论阁
立国历史
国土面积
人口
国内生产总值 (购买力平价)	2016 估计
基尼系数 (2015)	46.2 (高)
人类发展指数 (2015)	0.742 (高) (第83名)
货币单位	越文; 国际符号:㊣
时区	山阴标准时计(SPD) (UTC+8)
日期格式	yyyy/mm/dd
道路通行方向	右侧通行
国际域名缩写	.nj
国际电话区号	+66

　　大越，全名大越国（北部越语山阴口：[dœ⁵³ȵyɯt̚⁵¹⁵tɕik̚¹⁵¹]，北部楚语江陵口：[diᴀ⁵⁴yt⁵kuk³⁵]，英语：State of Doe’njyeut）是一个位于东亚的主权国家，东临小东洋以及东九州海与嘉善共和国、琅野王国、伊兰洛联邦隔海相望，南临南九州海与南财阀属地、吕宋巴南王国隔海相望，西部通过一系列山地与剑南国、南诏共和国、大曼国接壤，北部以大洪山-淮水一线与大齐国接壤。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今日的大越地区就留下了智人的脚步。大越地区的土著方国最早在公元前10世纪出现在九州地区的史书之中，约公元前2世纪时崛起的楚国对江水下游的许多土著方国进行了大屠杀，随后进入动乱的楚国失去对江水下游土著方国的控制，同时南下的商人们进入了江水下游并新建了许多城邦，在早期不断的向大国依附中，大越迅速完成了从城邦联盟到成熟中央集权国家的转变，并于6世纪建国，在随后的一千余年内，大越逐渐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屡屡扩张领土，最终于15世纪达到领土最大值，随后不久的“松溪茶山事件”标志着大越立宪的开始。15-19世纪，大越商人的远播海外给大越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这导致19世纪前期的大越已经成为东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随着19世纪两场战争的失败以及海外经商权的失去，归国的大越商贾发动的“归贾事件”导致大越的完全虚君化以及之后的大崩盘之后，大越正在稳步重新发展起来。
　　现在的大越沿海地区是东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亚太地区不可忽视的一支外交力量。然而由于地域发展的极度不均衡，大越也成为东亚贫富差异最大的地区之一。

I.历史[]

I.i. 史前时代[]

　　考古证据表明，在第四纪冰期末期，在如今的大越江水下游地区，就有了智人居住的遗迹。最早发现于江澄县北部沙洲上的人类牙齿化石揭示了大约生活于250000年前的孤山人，这也是大越境内最早的人类遗址。而后发现于裕溪、秣陵等地的一系列晚期智人已经处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代。之后驯化的水稻出现在公元前7600年的湖湘地区，稍早一些时候出现的耒、蒸笼等说明此时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早期农业生活，这种耕作方式在随后的1000年内迅速蔓延开来；而几乎同时，在九州地区北部的太山遗址中出现了象形书写符号，一般认为这些符号是后来汉字的鼻祖。
　　约公元前4000-5000年，马山文化、下渚湖文化、萧处文化等土著文明在湖湘平原、江浙平原、泉龙平原等肥沃的冲积扇区域蓬勃发展起来，彩陶的应用与早期青铜器的传入使得这些文明格外绚烂多彩。

I. ii. 方国时代与楚国的扩张与崩溃[]

　　发生在约前3000年的一场大洪水中止了江水流域蓬勃发展的文明，而泉龙平原地区的萧处文明也萎缩至海拔较高区。而纬度更高的黄淮地区的华夏诸部落则靠水利工程来渡过了这场大劫难，进入了传说时代。公元前25世纪，华夏部落联盟的出现，标识了华夏民族认同的产生，此时被用来记事的早期文字在后世不断的转写中也让这一时期的历史大事流传到了后代的文献之中。在这一阶段，不少部落由选举继承转入长子继承法，更多的生产资料也让较大的部落有能力设立手工作坊、监狱、学校、城墙等设施，并最终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转变为方国。在前20世纪到前18世纪短短三百年的时间内，大大小小的方国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黄淮地区发展起来，其中，今大越地区建立最早的方国当属前1934年在淮水流域发展起来的六国（以今六州为中心），而随后不久发展起来的徐国、楚国等方国，对后世江淮地区的历史发展，带来了很多变数。
　　大洪水过后的江水流域，部族向方国的转变要等到约公元前15-16世纪，在今江汉地区发展起来的百子畈文明，紧跟着的是在江浙地区发展起来的狸桥文明，穿越大沼泽断断续续又绵延不绝的通商使得这些文明很容易就能接受到黄淮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先进的技术，使得这些方将从洪水的噩梦中醒来的部落很快完成了到方国的转变，虽然没有文字，这些方国还是能在黄淮地区相对较南的方国史书中寻到一丝身影。
　　而在北方，新兴的华夏方国联盟不断地向着齐鲁地区无洪水之虞的丘陵地带垦荒，尽管创造过辉煌的车辋文化，东方松散的北支琅野人还是很快被从齐鲁地区驱逐，至迟到前16世纪，齐鲁地区史书中就不再出现大型的异族部落，同时在华夏联盟内部，不断的权力倾轧也让早期处于外围扩张强大但无名份的国家与中心地带的老牌方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在齐国的一次寻常的朝觐缺席中大规模爆发出来，导致边远地区的方国纷纷脱离联盟以自主发展。这也导致本就脆弱的方国联盟的瓦解。
　　在之后漫长的一千年内，各个方国疯狂的竞争在华北大平原上展开，不同的治国理念的被采用，不同的科学技术的被应用，不同的联盟的破而后立给这段时间的历史带来了无限的纷乱，而在这样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不同的学说也在方国之间的肥沃土壤上生根发芽。这些学说的创始人们通常被称为“诸子”（诸位先生），而其代表的学说也通常被称为“百家”。不同的学说在各自的门徒的传播下在不同的方国中得到应用。另一方面，这时华夏地区（通称“中夏”）的国家在兼并的同时，也向着非华夏地区的荒野开垦，并对汉水中上游与淮水南岸的小型部落进行驱逐或兼并。
　　这样的社会形态一直持续到公元前6世纪楚国对汉东诸蛮的征服与对荆山以南地区的开垦，随后不久楚的迁都郢，标志着楚国统治中心已经完全南移到江汉平原地区。在随后的几百年间，在楚国贵族的不断开垦封地，挤压原居民生存空间的大背景下，江汉平原逐渐发展成了人口稠密的发达地区。此时江水中游的方国已经基本被楚国剿灭完毕，急于扩张领土的楚人开始向着岭表地区与今舒江地区迁徙，在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江水下游的中支琅野诸部族建立的方国发生摩擦。公元前3世纪时楚灭舒，随后100年内江水下游的方国之间构建起松散军事联盟以抵抗楚国东侵。同时另一些较小的部族也利用原始的独木舟向着大海的那一边航行而去，这些人通常被认为是现代蓝岸-云汀语族的祖先的一部分。
　　然而这一切在公元前2世纪被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的楚国军队无情地打破，江水下游那些尚以木石为主要生产工具的方国纷纷在楚军的战车与长矛下崩溃。楚人的铁蹄无情地将这些国家从大地上抹去，由于这些小方国大部分将知识与文明保存在国家的高层——祭司与王室之间，在王室被摧毁之后，整个部族的灿烂文明也轰然倒塌，只留下幸存的愚昧无知的部众，幸存的部众一部分向着深山之中逃窜，另一部分则用祖辈传下来的简陋小船向着大海迁徙，希冀找到大海另一方的乐土，他们的后裔在小东洋各地的岛屿上遍地开花，是以为今日的蓝岸-云汀语族。现存的云汀史诗《出南海记》开篇的战争场面有学者认为即是这场灭顶之灾的真实写照。而另一方面，楚国也向着黔中地区、岭表地区的荒野一面开垦，一面驱逐当地的原居民，最终在打败位于今南诏境内的滇国之后，楚国的国土达到最大。然而仅仅过了几十年，一场从宫闱内燃起的暴乱很快席卷了整个楚国，楚国的崩溃基本是一夜间的，核心地区的暴乱使得楚国无暇再顾及王国边缘的荒蛮地区，在黔中，一度臣服的滇国再次兴起，将楚国的统治赶出了滇黔大地；在岭表，楚国的将领自立为王，在郁水中游建立了后来的郁王朝，然而在江水下游茫茫的大平原上，被楚国打击殆尽的土著文化短时间内再无复兴可能，而常被土著骚扰的道路又导致楚国基本无法对这片土地实施有效的控制，曾经方国林立的江浙平原一时间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权力真空地区，只有零碎的部族来去匆匆。
　　而在重重山岭的另一边，萧处文明在经历了大洪水之后的劫难，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下，缓慢发展出了闽文化，在公元前5世纪模何王（现代北部琅野语：王/무짜）统一闽水平原与泉龙平原时，闽国进入了统一的国家时代，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4世纪，崛起于马来地区的惠人随着潮流到达闽地，并逐步将闽地变为了惠人的保护国，在惠人的控制下的闽国，一方面大幅度种植粮食作物以供惠人消费，另一方面惠人带来的许多经济作物也在闽国蓬勃地发展了起来。

I.iii.江水下游的重开发[]

　　公元前2世纪，此时南方的楚国正在九州南部的山水之间大举征战。而中夏核心地区的诸国正在不断的征战、联姻。而淮水流域陈国的人民，此时开启了探索商路的历程。其时江水流域的商品在河淮地区十分稀缺也十分昂贵，而其中一些（如苞茅、柚等）又在河淮地区上层社会中地位相当重要。在楚国的大征战的大背景下，这些商品资源很容易地被来自湖湘地区的商人们垄断了。而由于与楚国相近而足够强大，位于淮水上游北部的陈国也因此成为了这些江水流域商品资源的集散地。然而楚国商贾对奢侈品的长期垄断，导致陈国商贾对楚国商贾的长期不满，这种不满逐渐积蓄，终于在公元前113年的一天，一群陈国商贾集结起来，预备向南方的大荒野中行进以向着开辟新的商路。这一商团，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陈贾团。
　　公元前88年湾沚城（位于今鸠兹县）的建成，标志着陈贾团已经开始进入江浙地区的腹地。在短短两百年时间内，陈贾团的城池已经遍布了楚皖山郡以东的广大原野，同时也与虞、惠、闽等文明建立起了早期的商业关系。而此时刚从内乱中改朝换代的楚人却处于与黄山地区的黄山蛮的时战时和状态中，对黄山以东的皖山郡尚且无法有效控制，更不用说皖山郡以东的广大原野。而这也间接放任了陈贾团在江水下游近乎病毒式的扩张。
　　早期陈贾团的这些城池尚为土著商品交易的集散点，其城垣广深也并不出众，相对于河淮地区的小型城邑来说甚至有些简陋。然而公元5年，广陵越族起事占领广陵并将之付之一炬，公元15年，陈国向陈贾团派遣行政人员科以重税。这两件事情迫使陈贾团重金聘请虞人来为自己的军事力量添砖加瓦，这也代表了陈贾团从一个纯商业团体向早期国家开始转变。军事只是第一步，在随后的两百年内，随着中原其他地方商贾世家的加入与更多城池的建设，陈贾团在随后的两百年内发展出了复杂的城邦寡头政治的行政体系，其本身也由一个松散的商业集团发展成了一个复杂又精密的寡头政治城邦联合体。而随着行政水平的飞速发展，陈贾团内部的外交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最终在公元三世纪，陈贾团内部形成了两大利益集团，后世多根据其初次会盟地点分别称为“濡须四氏”与“无锡四氏”。这两大利益集团在陈贾团内部的能力使得他们开始逐渐集结陈贾团内部的其他小型家族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而在对外方面，陈贾团也并没有一成不变。作为整体的陈贾团并无实际的外交实体，然而家族集团与其他国家却有着复杂的外交关系。公元2世纪后期的皖山之乱使得濡须四氏之梁氏趁乱夺得皖山地区，同时也打开了通向赣水流域的大门。从2世纪末柴桑城建成到3世纪末夺得楚南埜城，在百年时间内濡须四氏将楚人逐出了赣水流域，而对于本地的原住民则一边杀戮一边同化。另一方面，对于淮水流域的大国徐国与闽水地区的闽国，濡须四氏与无锡四氏也争相寻求庇护，另一方面，对海外的惠人与虞人，陈贾团的家族们也以商贸为主线，构建起了多方面的联系。在3世纪到6世纪越国建立前夕，陈贾团的家族们都在江水下游周边的大国之间斡旋，并同时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
　　然而虽然对原住民，这些中原来的商人们采取的是屠戮为主，同化为辅的政策，然而伴随着婚配与原住民奴隶的引入，中原来的上层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原住民的影响。至迟到公元3世纪中期，陈贾团已经受土著文化很深了。在这一时期下葬的戚墅堰一号墓（位于今延陵县）中随葬品与壁画等的艺术风格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土著狸桥文化的显著影响，而随后于公元5世纪成书的《淮表诸族》中，更是将陈贾团看做一个独立族群，而称其“语言风俗，皆与越近，而尤善弓弩，弓弩之术几强于中国千乘之国”。这一方面说明了此时的陈贾团已经与中夏地区的夏人有了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陈贾团的军事力量亦已不容小觑。然而同时期的陈贾团却认为自身为夏人而与土著越人并非一族。如4世纪末期无锡四氏之一的余杭祁氏之祁阵就对太平山地区的越人首领说过“而公夏人也，无与汝越人同流”。同时期的其他人也几有此意。
　　小型家族肃清的工作以5世纪末期盐川邹氏为濡须四氏附庸而正式完成，此时的无锡四氏虽说占据着更加富庶的江浙地区，然而濡须四氏占据地区的大小以及与虞人残部的亲密关系也弥补了这一劣势。此时的濡须四氏所依附的是日薄西山的陈国，而无锡四氏此时的主要身份是闽国的江海都督。在濡须四氏对闽国划定的江海都督与林野都督两大羁縻区域边境的毫不在意的背景下，闽国在山岭以北设的两大都督府之间的嫌隙日渐增长，此时的江水下游，洪水频发，更是导致无锡四氏对对占有更多低山丘陵区的濡须四氏的征服的渴望。战争，一触即发。

I.iv. 大越国的建立与扩张[]

　　早在公元5世纪中期，在濡须四氏与无锡四氏控制区的边境上就开始逐渐出现边界冲突，这一冲突到5世纪70年代逐渐演变成边界上经常性的斗殴现象，此时陈贾团的山阴盟会仍然照常进行，而双方的高层也并未将这一微不足道的现象放在心上。公元492年，在当涂地区的一场斗殴导致濡须四氏中鸠兹唐氏族长的幼子在斗殴中失踪，濡须四氏将这一事件认定为一次有预谋的绑架事件，在交涉未果时，濡须四氏在密谋攻破当涂城时消息走漏，随之而来的是在当涂城郊马鞍山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结果是装备精良、钱粮充裕的无锡四氏军队在自大的将领带领之下大败于仓促应战的濡须四氏。这场战争直接使得濡须四氏与无锡四氏走到了对立面上，同时也导致了山阴盟会制度的崩溃。在其后的十多年内，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公元509年时无锡四氏麾下最后一座城池鄞城被攻陷后，濡须四氏统帅了整个陈贾团的经济、外交、军事等事务。公元510年，在濡须四氏的内部集会上，主张分权共和的池氏与主张集权发展的梁氏之间发生了争吵，这一次争吵导致池氏回到宛陵后愤然起兵反叛，在平定了池氏叛乱之后，梁氏决定效仿楚国，将陈贾团控制范围内各城邑的兵力集中起来，驻扎于境内数个大城市，而仅给每个城邑以少量的自卫军队以应付土著与山贼，并将境内城邑按大小远近分为郡县二级，并效仿中原诸国以九品中正制选任地方长官。经过了几次小型的叛乱与大型的清洗之后，梁氏很快肃清了境内的反对势力，并在公元527年，陈国为徐国所灭时，独立建国于山阴，定国号为越。
　　越国甫立的百年内，由于其与中原乃至其他地区相反的轻赋税政策，导致大量人口的涌入，而当局也对人口的大量涌入表示支持，这些人口多以家族形式集体南迁，而越国政府又以出身及品行录取人才，导致较大的家族的凝聚力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加强，传统华夏礼节中的家庭伦理部分被强化，逐渐形成等级森严、谱系清晰的早期宗族。这种早期宗族在越国前期逐渐定型，并逐渐发展到越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然而此时嫡庶形制尚未成型，嫡支旁支之分更未形成，此时越国的社会阶层相对中原地区国家而言尚未完全僵化，而这也进一步导致居民的内流，这一时期，江浙地区、赣水地区的新城邑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出现。
　　同时，造纸术的改良导致纸张、毛笔与楷书在这一时期被大量应用在商业和行政上，也导致此时期行政的迅速高效化。582年，由越国政府主导的勘行正体字在全国的推行，也造成南派汉字的基本定型。这种字体在后世被不断刊校与随着商业的四处传播，最终成为了现代南派汉字（应用于齐、大越、吕宋、越原等地，有别于莱烨东平等地使用的北派汉字）。另一方面，在各国方言中诞生的雅言此时成为各国的共通语，雅言与方言的脱离也导致此时的大九州古典诗歌开始从民歌中独立出来发展，在九州各地发展并不断交流的诗歌最后形成了现代的诗歌格律。在雅言的影响下与大量人口的流入的背景下，由中原雅言与江水下游土著语言结合形成的原始越语开始出现并开始独立发展，几乎是同时期中原华夏语也分裂为东西两支，这两支独立发展成了现代的扬语支与秦语支，而楚地的楚语支也于这一时期成型并发展。这一时期形成的诸多方言分支最终导向了今日大九州地区语言的绚烂情况。
　　而在同一时间的楚国，由于强劲的黄山蛮的不断骚扰，楚国一直无法攻击越国以夺得皖山地区与赣水地区，最终于554年二国正式勘界以罗霄岭为界，楚国放弃对皖山地区与赣水地区的宣称权。555年楚国与黄山蛮的邾墟之战导致楚王被俘，从此楚国一改皖山之变以来对黄山蛮的主动出击政策而改为防守，随后数十年内，楚国修筑了蕲黄长墙以抵御黄山蛮，7世纪初，黄山蛮与越国的交好导致楚国进一步将长墙延伸至长沙。同时，楚国对徭役的开放政策也吸引了大量居民的南迁。另一方面，楚国与郁国的关系的缓和也导致了楚国与郁国的人口对流逐渐增多，由于郁国大量荒地的存在，导致了楚人甚至更北的居民开始进入岭表地区，这一时期最大的集散地位于今属韶州的云门关地区，所以岭表至今仍有大范围的“云门关十八家”的传说。
　　自从4世纪末的三场宫闱之变开始，楚国的政治即长期由宦官与外戚轮流把持，这两大利益集团的互相倾轧导致了楚国上层社会的长期动荡。这一动荡局势在7世纪中叶造成了楚国的严重内乱，这一时期的内乱导致了岭表地区华夏移民迁入的高潮期，同时也导致了772年郁国的广筵之乱，这也宣告了长达六百余年的郁国常氏王朝结束，进入陈氏王朝。而这一时期，在楚的墨宗中心进一步南迁至郁国，广筵之乱中墨宗势力的协助也导致陈氏王朝早期默许墨宗的病毒式传教的基本国策。而这一时期也导致了墨宗与郁国本土的华支释教的冲突。这一冲突在陈氏王朝的前期不断酝酿发酵，最终演变成了9世纪早期郁国的墨释教争，这直接导致了随后的墨宗大屠杀。墨宗大屠杀发生于823年（郁国陈氏王朝绍平五年，故又被称为“绍平教乱”），由墨者在郁国数大主要城市对非墨者人士长达三个多月的大规模屠杀对郁水中下游的生产生活基本秩序造成了巨大破坏，同时也导致了交趾地区原住民与后迁入华夏人之间的矛盾所激发的针对华夏人的大规模驱逐与屠杀，这次屠杀导致了郁国数百年建立起来的完整行政体系毁于一旦，直接导致了郁国的迅速衰落；然而这次屠杀也导致了许多居民向郁水上游迁徙的进程，客观上加速了郁水上游的开发。
　　而在东部沿海，自从公元2世纪陈贾团与闽国之间的稳定商路建立之后，商路的主导权就成为陈贾团以及随后的越国与闽国及活跃于闽人内部的惠人之间争夺的焦点。这一争夺过程在陈贾团政权化后逐渐上升到了外交层面的矛盾，这一矛盾最后激化成了公元747年闽国对越国商贾的随意羁押，并以这一事件为导火索引发了两次越闽战争，尽管在惠人的劫掠下，越国本土受到了巨大的人力财力损失，然而在熟知地理形势的闽国国内反惠势力、长期训练带来的严谨军纪与中原地区强劲的早期床弩的帮助下，越国最终驱逐了在闽地盘踞许久的惠人势力，然而紧接着的数次大型的屠城，对闽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之后越国对闽地的占据以及对闽人的强制性同化政策直接导致了闽人的强烈反抗，在长达五十年的激烈反抗中，闽水流域部分闽人逃脱至附近的荒野地带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新政权，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位于今潮州、螺州一带的西闽王朝，位于今夷洲西部平原的东闽王朝，以及位于今琅野地区的早期琅野王朝，甚至还有一支琅野人渡海南下，直至今匋峇奴牙地区，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国家。然而那些位于越国附近的小王朝由于其所处地域的狭小与物产匮乏，很快被越国攻灭，并纳入郡县体制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相较于依靠地方豪强统治的本土地区，新纳入的这一大片区域无疑很快成为了越国王室少数可直接控制的区域，在这一地区，由越语人群为主导的新的社会秩序很快建立了起来，同时，科举制的传入也很快让越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双轨制的人才选举制度——北部的本土地区继续以出身与品行录取人才，而南部的闽地则逐步开始推行以学识与策略取人，917年（前梁氏越国昭平十八年）设立的闽科一般即被认为是大越科举的开端。随后不久在赣水道地区徐人爆发的叛乱也在对赣水流域的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破坏后，使得越国政府有能力将在闽地初见成效的科举制度应用于叛乱平定后的赣水流域，另一方面，徐人的这次大规模叛乱中伴随的大屠杀也迫使越人迁居于今吉平盆地甚至南下至南埜地区与进入闽地，客观上加强了这些区域的开发。
　　在同一时期，由于新获得了大片领土，越国开始有序地鼓励流民开垦这些新获取的领土。这一时期的垦荒潮一方面吸引了更多农民的南迁，另一方面，也导致许多幼子或庶子，在得不到或者得到很少的家产的情况下，选择了脱离氏族，独立开辟新土地的道路。在10世纪中期的这一社会现实下，之前仅仅靠血缘维系的传统宗族在利益的面前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约束年轻人而被制定的严峻家规也出现了，家规的出现标志着大型家族的基本秩序被建立起来，而这些秩序也影响到了后来乃至于现代的大越社会。另一方面，绍平教乱的巨大影响，也使得此时的南方诸国开始警惕极端宗教团体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与同时期楚国的强制毁损寺庙不同的是，此时的越国采取的是禁止公开传教的办法，这种相对温和的办法在宗族势力大幅度增长的背景下，最终也造成了多种宗教在越国境内的逐渐衰退。
　　另一方面，楚国的内乱平定下来之后，长达百年的休养生息也使得这个国家一步步地恢复了昔日的国力，在这一百年内，楚国甚至攻占了黄山地区，并在当地试行土司制度。而绍平教乱后一蹶不振的郁国却没有这般好运，在公元10世纪早期的几场战争后，郁国于923年为楚国所灭，末代郁王陈纠战死。在广信故都被攻占后，郁国王室分为两支，一支以太子陈懿为首，向西退入今高州、廉州一带，迁都今椹川，号南都，史称“西郁”，另一支以郁国王室庶长子陈潼为首，东渡大海至今吕宋群岛，是为今日吕宋王室。此后在南都被攻破后，西郁王室又渡海退居交趾，从此时到西郁王朝为楚国吞并之间这一时段，史称“交趾西郁时期”。在长达两百年的交趾西郁时期，西郁王室的迅速本地化对交趾地区土著曼人的民族认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这也为之后的交趾独立主义制造了肥沃的土壤，所以在12世纪楚国攻灭交趾西郁王朝后，交趾一直有小规模的反抗华夏人政权的起义，这一情况直到16世纪交趾成功独立为止。而在越国夷洲东部的山区与谷地，夷洲原居民也在10世纪左右，在流亡闽人与垦荒的越人的影响下，向着部落联盟转变，然而不久越国的统治就延续到这一地区，以至于这些原居民只能将他们的部落联盟退至深山，最后被越国政府承认其自治地位。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火药的出现（7世纪）、雕版印刷术的出现（7世纪）、与指南针的广泛应用（9世纪），其中尤以火药的出现对后世影响最深，出现后不久，具有杀伤力的火枪就开始在越国出现，然而此时的火枪主要还是靠的冷兵器的穿刺，而火药更多是加深伤害作用，稍后出现的火炮却以其大规模的杀伤力很快被投入到了实战中。越国制式配置火炮在12世纪中期左右，而在随后，突火枪的出现及逐渐改进使得一些精锐部队开始装备这些武器。另一方面，指南针的大幅应用使得越人可以绘出精确的针行图，在现存的针行图中，可以很明确地看出越人已经开辟了稳定至南洋群岛甚至西行至今风昕乃至于库努亚布、马苏姆等地的航线，同时，指南针的传出亦推动了世界的早期全球化进程。
　　13世纪中期的越国经过资本积累与阶层固化，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较稳定而富饶的国家，而由于早期火器的不断发展，在国防上越国的实力也不容小觑；而此时的楚国在经历了几次严重的内乱以及与秦国的正面交锋后，此时的楚国只能勉强保有现有的领土，再无精力发动更多的征伐。在13世纪中期楚国的再一次内乱后，越国的出兵无疑给虚弱的楚国政局带来了致命一击，听命于越国的楚国王室在楚王无疾而终后迅速分崩离析，而整整一代人的整合过程——包括对旧贵族的肃清与对中下层人民的笼络最终使得楚国在建昌七年（1303）被并入越国，这一次的合并使得越国的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多，而此时越国却要不得不面对楚国留下的许多烂摊子——包括交趾持续的土著起义，武陵山区的不服王化的土司。此时的越国却只能让这些头疼的事情自由发展，虽然成功地开疆拓土，然而长期的外戚执政，对越国上层社会造成的长期动荡终于在1388年达到高潮，这一年年仅七岁的幼王向尤太后之兄禅让而受封于剡，史称“尤氏篡梁”或者“戊辰日食”。这次禅让标识着长达八百余年的梁氏越国第一王朝告一段落，而进入尤氏越国的时代。
　　在外交上，尤氏越国正处于15世纪氐齐兴起的时段，在北方的氐齐兴起时，尤氏越国发动的徐州征伐很快地灭杀了已被氐齐骑兵正面冲击过了的徐国，并趁乱夺得了琅琊，一度到达过渤海地区。在这一时期，越国达到了历史最大稳定控制领土，北起琅琊，南至九真，东傍大海，西据黔中，基本完成了统一。1502年的尤氏越国，更改国号为大越，这也是现今大越的国号第一次出现在世界历史上。
　　而在内政上，尤氏越国最显著的改革是对徭役的废除与对农闲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雇佣，这一改革措施虽然并未大规模施行，仍然被视为是后世大越资本主义化的开端。除此之外，火绳枪也在这一时期被大规模装备在军队上。此时的火炮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且低廉，也被广泛应用于军队中。技术上的领先被认为是在后来的越齐战争中大越最后能几乎全身而退的重要原因。
　　短暂的和平并不长久，1572年的越齐战争，还是来得令人猝不及防。虽然初期在淮北的城池大面积丢失，凭借火炮，大越还是成功与齐国在淮上一带胶着了数年，这对齐国的下一步军事行动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战争结束于1580年（尤氏越国靖王大治十年），这一年签署的“大治和约”让越人失去了淮北的大片领土，然而也让越人重新打通了从九州北部一路沿海向南向西直达西洋的商路，而这也为后来大越的繁荣商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
　　在1577年独立的交州此时重回越人的视野，在1600年、1607年两次藤江之战之后，虽然有先进的火器，然而地形和气候因素造成的越人惨重的死伤还是对整个决策层的士气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最终大越终于承认了交州曼人的独立国家身份，这一事件成为了尤氏越国在被梁氏复辟之前，压垮整个王室声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发生在1612年的新的禅让非常顺利，这个国家曾经的主人再一次君临天下。这位新上任的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贵族们的商业限制放开，让贵族去自由经商，那些欢呼着登上远洋货船的贵族们或许不会想到，这眼前看似财源滚滚的丝绸之路，将在不久后变成他们的死亡之路，而在更远的未来，这条路，又打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I. v. 全球化与工业革命[]

　　贵族经商权的放开，在短时间内很快让大越国内尾大不掉的旧贵族体系得到了精简——自从大越立国以来，为了防止旧贵族拥权自重而禁止从商改用国家财政补贴的财政体系被彻底废除，一方面各大旧贵族家族早就不满足于微薄的财政补贴，他们很多渴望重温先人的道路，靠经商而富可敌国，另一方面，刚刚改朝换代的大越内部政治并不太平，这一时期敲山震虎的几次大清洗导致很多中下层贵族人人自危，在开放了贵族的海外经商权利之后，很多相对较小的贵族家族都以去海外经商的名义避祸海外。
　　伴随着鼓励通商，大越政府不久又开始了另一项政策——对边远地区之前楚国设立的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官职的世袭权，改以以内地官员镇守，而对土司地区实施类似其他地区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制度最早在黄山地区推行，遭到了各地土司的强烈叛乱，其中位于今蒙龙地区的蒙龙土司之乱规模最大，其称王号“淡基”（蒙龙黄山语：[dam˥˩ ki˧˧]，“胜利”之意），并建立淡基国，之后在为越国平定之后，原淡基国国民遭到了残酷的屠杀。这一进程在其他黄山蛮系土司的叛乱中也时有发生。在残酷的镇压与有意识的外迁原居民的情况下，黄山蛮土司千年来的本土统治化为乌有。
　　在这一前提下，大越政府在采取对原土司贵族实施如同大越本土旧贵族的海外经商优待政策的同时，以屠杀与强制迁徙恫吓大越西部其他包括巴系、蛮芒系、笼买系等多民族土司放弃自治权。这一运动在1623年（后梁氏越国昭明十年），以今普听地区（现属南诏）的普听土司的投降为标志，正式结束。
　　旧贵族势力的剪除与土司势力的剪除大约到17世纪60年代才完全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在大越立国后被长期压制的商业传统再一次得到了发扬。在废除旧贵族的经商限制的大背景下，很多贵族凭借长期积攒的人脉顺利成为了大商贾，而在1635年（后梁氏越国普和元年）允许贵族头衔买卖后，很多大商贾也会靠买来一个贵族头衔为自己增光，无形之中也造成了旧贵族阶级的土崩瓦解。另一方面，此时欧洲出现的启蒙萌芽，也导致在外的大越商贾很容易将相对较为开明的思想传入自己的家族。而另一方面，在沿海的发达思潮的冲击下，一些并不在传统商路上的地区为了防止年轻人的流失与宗族势力的崩溃，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即通过限制人身自由与洗脑的方法，进一步巩固宗族在基层的势力，而现代大越城乡差异的种子，也在这时候埋下。
　　一切似乎都那么的简单，旧贵族势力在头衔自由买卖后已经基本宣告瓦解，旧土司势力也在恩威并重的改土归流进程中逐渐消失，此时国家的一切行政权力收编中央似乎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只是，这个庞大的政府还需要一项可以借之获得暴利的商品作为维持这个庞大机构运转的资金来源，此时的大越政府，并没有类似之前的中原诸国将视线投往国内的必需物资——食盐与铁，而是将视线投向了大越最大的对外出口物资之一——茶叶。而一场影响了整个大越历史进程的动乱，也隐藏在迷雾之中，伺机待发。
　　1670年（后梁氏越国安平三年）的春日，对大越的茶农来说，是一个寒冷的春日。就在这个春天，大越颁布了《官茶令》，正式宣布全国茶山归政府所有，所有茶叶由政府主导销售，而不允许私人销售茶叶。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茶农手中收购茶叶，再在政府开办的商行中以昂贵的价格向商贾们卖出，以赚取差价。这一法令很快遭到了大越各地的茶农的抵制。这一年的清明，在瓯闽地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建州松溪县（今松州东平县）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时任松溪县令被建州各地聚集在松溪的愤怒的茶农乱棍打死，而包括县衙在内的松溪县政府机关也全部被茶农付之一炬。集结成队的茶农随即洗劫了邻近的数个县城，而瓯闽境内的茶农的不满情绪也迅速爆发——在清明至端午前后不到一季的时间，瓯闽地区大大小小发生了上百起茶农起事，这一起事进程在松溪的茶农义军被镇压之后依旧在瓯闽道各地推进，甚至在湖湘、岭表等地的茶农中也开始有了零星的起事。另一方面，很多茶商也与乡内或族内的茶农一同起事，在海外雇佣兵的帮助下，很多商人都成了让本地厢兵头疼的存在，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义军是起事于暨浦地区的丛光蕊义军，丛氏征召的西洋雇佣兵携铜炮百门，一度攻破山阴城西门。虽然最后在各地紧急调拨的厢兵的三光政策下，丛氏一族在次年被剿灭，然而越州地区的茶叶生产也随即覆灭，直至今日尚未完全恢复，其中在暨浦地区栽种，一度作为贡茶的“江藻青尖”，经此一殪，竟至灭绝。
　　在这一巨大的国内压力下，两年后的1672年（后梁氏越国安平五年），大越政府宣布废弃《官茶令》。同年的成立的由山阴商贾组成的集议会，在审查越王下的面向全国的诏书的同时，也首次使得大越王室的权力得到了约束。1698年集议会改为论阁。论阁成员改由各地举派的地方大贾担任，1776年设立的下论阁更是规定了全国各地举派的各阶层比例（士、农、工、商各占四一）。虽然直到归贾事件之前，论阁都无权直接废除整个诏令，然而论阁的设立还是被史学界一致认定为大越平民议政的开端。
　　论阁建立初期正是大越大规模对外交流的时间，同时正如火如荼地在地中海东部进行的科技革命也使得大越这头巨兽通过如神经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商贾集团嗅到了变革的先机。燧发枪至迟在1733年的政制改革被广泛应用于脱离了行政的军队中，说明此时的燧发枪已经足够便宜到能够量产。随后不久蒸汽机的传入直接催生了直道与相配套的汽车的出现，汽车的出现也使得大越的军事调度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在民用方面，蒸汽机与水力纺纱机的传入也对传统的手工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水力纺纱机在江浙平原的普及，一方面由于成本低廉，价格也相应低廉，机纺布将江浙本土的棉毛纺织业打击至几近灭绝，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的水力纺纱机尚不够轻巧，对较为脆弱的丝绸无法进行制式的有效处理，丝绸业还是很大部分依赖于人工制作，而这也导致了丝绸业的高端化，直到现代的手工苏锦业。这一现象也在很多其他的行业平行发生着，而正是此时的行业差异，导向了很多现代的奢侈品与必需品的差异。
　　工业革命带来的快速发展与以宗族与乡亲为纽带的产销网络的形成，催生了很多大型商业家族的诞生，而在此时尚是各商业城邦的南洋，随着以大型家族为核心的资本集中，出现了更多以一族或数族之力控制整座城邦的财阀。财阀的出现紧接着的是小范围内跨行业的垄断，在排挤小型商人集团的同时，也使得这些财阀在所处的城邦中有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此时的南洋诸城邦的共和制度在财阀们的垄断下，逐渐演变成了寡头共和制度，最后一步步地，在城内居民的票选下，自由的城邦逐渐变成了财阀们的财产，其中很多城邦甚至一直存在直至今日。
　　而大越本土呢？王权此时已经开始被人心所束缚，旧贵族都流散海外，而全国上下的工业革命，也正在轰轰烈烈而有条不紊地展开着，这个国家，在四周尚在内战与封建的阴影下的同时，似乎已经迎来了她最美好的时代。然而，谁又能想到，随后的一个渺小的近邻，能将这盘旋而上的巨龙，自九霄之上，狠狠地掷向了冰冷的泥沼之中，又有谁能想到，这巨龙身上一个微不足道的伤口，又能让它在这泥沼中差点崩溃，直至一位不世之良才的出现？

I. vi. 大崩盘与现代大越[]

　　19世纪早期，大越正处在康景盛世的黄金时段，此时的大越政局并无较大动荡，而且相对较为完备的大越-南洋-西洋的工业链条的建立也使得大越的财政长期保留着贸易顺差。而在外交方面，齐越的修好协定并没有随着齐国的数次动荡失去效力，而早在松溪茶山事件之前即宣布臣服的琉球国也是大越另一个虽然不那么忠心但是依旧可靠的伙伴。然而这一片歌舞升平的背后，隐藏的水深火热，亦即将到来。
　　1821年（后梁氏越国诏康元年）通过政变上台的厉王梁戬，在封锁消息宣称先王暴毙的同时，急不可耐地在丧期内匆匆即位。随即以边境纠纷为借口，展开了对南诏的侵略战争，史称越诏战争。虽然军备与技术有所领先，南诏的恶劣基建与广布的军事据点还是给大越军队的行进带来了许多困难。次年的盘城攻防战，在惨烈的巷战与越军混乱的调度的背景下，以大越方损失一万人并撤军为结束。盘城攻防战之后，整个战局急转直下，最终在横山攻防战后，大越以10万两白银赔款与普听一县换得了和平。越诏战争的失败通常被认为是大越近代崩溃的开端，日后的史学家有时将这场战争与紧接着的越伊战争并称为“诏康双乱”，以之为王权过度的边疆之乱。然而当时尚未从高原上的惨败中回过神来的大越人，绝不会有人想到，另一场将大越这艘尚未来得及驶回原定航线的巨船击得几乎倾覆的巨浪，遥遥在望。
　　1827年（后梁氏越国诏康七年），琉球绝嗣，琉球丞相江如摄政。不久伊兰洛向琉球发布通告要求琉球并入伊兰洛，否则伊兰洛将袭击琉球并摧毁琉球都城中山城。在这样的外交压力下，江如派遣使者至山阴，表示希望大越能出手相助，并可以国土为交换条件。厉王婉拒了琉球并入大越的主张，而许诺待琉球三年国丧期至，另派王室成员治理琉球。这一外交举措使得伊兰洛勃然大怒，并在次年攻击琉球，此时的越驻琉球军队尚未完全到位，伊兰洛很容易就攻占了琉球全境六岛八山城，琉球国正式灭亡。随后伊兰洛政府宣称江如为大越奸细，并以此为由头对琉球旧朝廷中的亲越分子展开了一场大清洗。消息传到大越，厉王不顾上下论阁二宰的反对，执意要求发兵攻打琉球，越伊战争正式爆发。然而经过越诏战争惨败而集体厌战的大越军队士气低落，虽然凭借军令和军备尚能与士气高企的伊兰洛军队一战，然而始终无法将伊兰洛军队完全赶出琉球。在琉球地区的拉锯战持续了长达五年，琉球土著居民在出逃和死亡之间被动地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选择。最终1833年（后梁氏越国诏康十三年）在淘郡岛失守之后，伊兰洛死士趁夜晚防守疏忽时登陆了位于夷洲鸡笼的大越水师卫，在攻占水师卫，控制鸡笼海面之后，伊兰洛随即登陆鸡笼并展开了长达旬日的大屠杀，史称“鸡笼城难”，这场大屠杀不仅对大越水师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同时也显著增长了大越军队与民众的厌战情绪，并随即导向了当年两国在琉球原首都中山城的“中山和谈”与和谈时签订的《中山和约》。
　　《中山和约》要求大越政府放弃对琉球全境的宣称权并承认伊兰洛对琉球的有效领属，这一条约使得厉王在国内声望尽失。同时大越政府还放弃了在南洋地区的八座较大商埠——属帛夏洲的禹城、星狮、属曼德勒的柴棍（今属大曼）、新州（今属大曼）、仰光、属财阀属地的泗水、椰城、巨港——与东洋地区的八座较大商埠——属蓝岸的芳洲、属虞的北海、北海下、西京、上滨、川下、崎陵、建安——的经商与泊舟权利，并遣返当地的所有未入本地籍贯的大越籍商人。1833-1834年，各地掀起了一股遣返大越商贾的浪潮，大量商贾被迫从经营了数代甚至十数代的商埠被遣返，同时稳定运转的大越-南洋-西洋的工业体系也随着南洋越侨的被遣返被完全毁灭。对很多中小型的商贾家族与很多工人来说，强制性的遣返很容易让他们的家财毁于一旦，而在国内稀薄的关系网也使得他们很难在离开多年已经生疏的国内立足。这一矛盾的不断积累，终于给这艘试图修补进水的船舱却反倒不断打了更多的洞窟的漏船打了一个最大的洞。
　　小范围的骚乱在1833年年末即在大越各道道台所在地零星发生，这些骚乱很快被各地捕役系统平定。然而长期的在外经商已经导致很多人除了在海外的资产一无所有，强制性的遣返导致了大越国内很多地方出现了尖锐的人地矛盾，大量由中产侨民转化成的富裕劳动力涌入大越各大都市以及都市附近的小城与乡村，对本土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这一供大于求的市场局面，也造成了很多流民的产生。大规模的骚乱在1834年夏季爆发，大量流民对论阁设在各地的问情所进行了冲击，而聚集在首都山阴的流民更是攻入了论阁总部，抓捕时任上论阁宰章潇帆，并公开将其在山阴闹市区私刑处决并声明其玩忽职守。同时另一波流民冲入王居，厉王侥幸逃出，然而愤怒的流民还是在王居内打砸烧抢。虽然随后的军事镇压平息了大规模的骚乱，然而小规模的骚乱与部分地区的据点式流民的抵抗状态还是持续到了这一年的年底。随后，惊魂未定的厉王被群臣弹劾，在国内高企的舆论压力与军方的压力下，厉王只好自陈罪己诏，而幽居剡县陈女台中，而王弟猷摄政，直至次年夏日，厉王郁郁而终，王弟猷即位，次年改元昭德，是为德王。
　　德王时期重构论阁结构，使得论阁从之前的审查机构变成了真正的立法机构，而越王室也失去了实权，成为了国家符号。就在德王昭德元年，大越通过了第一部宪法，称《昭德律》。而另一方面，从这时开始，由论阁商人主导的房地产发展逐渐开始发展。这一时期，城墙的拆毁与近郊土地的开发成为了大越各地的正常现象。有统计，在1835年（后梁氏越国诏康十五年）到1845年（后梁氏越国昭德九年）短短十年的时间内，大越的城市建筑面积增长了约30%，而在之后的百余年时间内，期货市场也很快发展了起来。这样繁荣的经济状况一直持续到1919年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似乎也即将一直持续下去。
　　经济的疲态在1910年代后其实就开始逐渐凸显了，本土资本家运作造成的房价高企使得重新稳定下来的中产阶级很难买到称心的房子——然而在外经商权的丧失使得大部分人只能涌向房价相对低的地区买房居住，而这样的举动又再次将这些地区的房价炒热，如此的恶性循环客观上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炒房的怪圈之中。另一方面，房价的高企也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高企的物价的带动下，虽然经济总量一直在稳步前进，然而经济泡沫越吹越大，国家渐渐不堪重负。
　　1919年（后梁氏越国安华八年）太平洋战争后的芳洲体系将大越所属的正常海外经商权交回大越时，在国内高企物价的巨大压力和国外的无限商机的面前，大量中产阶级开始了侨居海外的道路。有统计，在1920-1925年短短五年时间内，江浙平原地区的人口流失达到五成五，有的地区（如江澄地区）人口外流甚至达到七成以上，而人口在之后的五年时间内还在进一步流失。据估算，至1930年（后梁氏越国安华十九年），大越全国约有一亿五千万左右的居民出境经商，而这一比例大约占到当时人口比例的三到四成。大量的居民涌向海外，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导向人群的迅速减少，也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持续增长，此时已经有资本家发现了市场崩溃的前兆而脱身出国，然而大部分人还在为国内看似欣欣向荣的经济境况感到兴奋。
　　期货市场的崩溃发生在1931年（后梁氏越国安华二十年），这一年的秋季，越、明、剑、广、升五地的房价首先开始了迅速的下跌，很多将资本投入房地产的商人的资产很快便化为乌有。同时下跌的还有土地价格，而土地价格的迅速下跌也使得关于很多论阁内部人员的不良贷款被暴露于公众面前，其中影响最广的是安华廿一年三月事发的“张明彩案”，这一案件以上论阁士张晨琅之子张明彩为关键人物，牵扯到五道三十余州一百一十余县的土地炒作，而这一案件在大越的影响也让很多人认为是论阁公信力下降的开端，并且间接导致了五年后论阁的崩溃。另一方面，房地产与土地的跌价也造成了越文的大幅贬值，这一贬值现象造成了大量的通货膨胀。由于此时大越尚使用银本位，而同时期国际上的主流本位金属为金，外汇的对流并不通畅，这一不通畅进一步导致了国内的大幅度通货膨胀，并直接导致了随后的大崩盘。
　　1931-1935年的五年中，论阁的公信力在一次又一次的做空事件被披露之后下降，但直到1935年一月，时任上论阁宰程忾狐被破产中产阶级激进分子刺杀之前，论阁都还能保证起码的稳定会议。程忾狐刺杀事件之后，上下论阁各士纷纷辞职，有些甚至未经辞职就偷渡出境。而随着这一消息在全国传播开来，各地的流民开始强烈冲击论阁设在各地的办事处，有些甚至开始冲击其他的政府机构。同年江水流域大洪灾，导致很多人以宗族为单位聚集以自保，此时大越对农村地区的掌控已经基本完全瘫痪。
　　1935年末幽王崩，太子烁即位，改元承观，即为定王。定王即位，首先出内帑与借贷以治理江水水患与救济城市贫民。随后定王采取了限制开发与限制结党等一系列措施以提高稳定度，并上马了数个大型项目以提供工作机会。随后定王主导修订了数部关于工业复兴与资本管制的法律，以限制资本家的权力。同时定王下令重修各地城墙以限制城市开发与城市近郊土地的哄抬。另一方面，定王积极推进农村宗族自治化的进程以获取宗族支持，同时也在工业逐渐复兴之后，逐步推进城市福利普及化。随后，在1943年（后梁氏越国承观八年）大越宣布废除银本位，采用金本位，这也标志着银本位在九州地区的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在改革经济制度的同时，定王还推行了司法-行政-监察三权分立的体系的构建。1941年（后梁氏越国承观六年）设定的断司省统领全国司法事务，总部设于番禺县，番禺县成为大越的司法首都。次年设立了监察为主的监司省，同时推行各地监司机构的设立。完整体系的三权分立，虽然导致了之后大越国内政治效率相对降低，也从客观上保障了大越经济的相对独立与相对稳定。1952年（后梁氏越国承观十七年）重建上下论阁，采取下论阁提案上论阁审案以及限制商贾参入下论阁的措施，进一步对大资本家的权力进行了约束，从而进一步保障了国内经济的相对稳定。
　　经济的复苏在19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侨资的注入，大越经济开始缓慢复苏。随后克拉斯洛匹统一战争中大越商人的投资土地更进一步将大越经济从泥淖中拉出。同时1954年（后梁氏越国承观十九年）剑南租界临港地区也给大越经济以一份稳定的收入。而随着大越商贾在南洋等地商业占比的逐渐提升，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大越的国家形象也慢慢上升。而此时，大越国家内部的另一股势力却慢慢开始抬头。
　　1973年（后梁氏越国长盛十五年），望厦一名张氏女因性取向问题不愿出嫁，在逃到城内女友家时，被家长报备私刑，后双双死于伤重不治。这一问题迅速在大越各地的性少数人群与人权主义者中激起极大反响。随后的一个月内，在大越各地发生了多起反对宗族霸权，提升个人权利的游行。随后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大越政府宣布人权归国家保护，宗族无权干涉。此令一出，很多地区的宗族——尤其是黔中、赣水地区的保守宗族——都勒令家族成员归乡，造成了很多在城市的小型家庭都向政府寻求庇护，从而造成了很多农村地区的宗族冲击当地的税务站以及附近的大型国有设施等，最终迫使大越政府以宗族退出城市为前提，承认宗族在农村地区的高度自治权利，这一政策直接导向了如今大越地区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然而随着宗族势力的退出，城市的健全人权体系也在随后的十数年内迅速发展，同时发展的还有城市的福利保障制度。同时对大越社会影响最大的是这一阶段的大越下论阁在大越传统“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上提出了“一妻一夫多侍”的婚姻概念，随后同性民事结合制度的出现也使得大越城市性少数者的权益得到了基本保障。这一切的修改在1983年（后梁氏越国长盛廿五年）通过的《长盛新律》中坐实且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1999年（后梁氏越国开祐二年）七月，维克洛塔记者在大越拍摄的《大越的秘密》（le secrēt de Doegnut）一片展示了大越农村宗族地区的很多乱象，此片一经播出，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也迫使大越政府终于下定决心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此时的宗族高层大多居住在城市内，沿海发达地区的宗族也大多数商业化，淡化了传统的等级概念。这时候大越推行了教育改革，允许宗族开办宗塾而依籍强制要求所有适龄儿童参加统一的入堂考，且每乡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童生入城入堂。虽然并未强制统一宗塾的教材，统一的入堂考照样限制了宗塾的教学内容。虽然这政策行施时间不长，但是在很多地区现今已取得较明显的成效。
　　2004年（后梁氏越国开祐七年）临港租借地开始越剑合作状态后，泛江水流域的经济境况在逐渐明朗，最后催生了2015年（后梁氏越国开祐十八年）由大越和剑南牵头，组建的越剑诏经济联盟，这一联盟在标识着江水上下经济环境已经变得混一的同时，也将对大越今后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史前蛮荒的瘴疠之地到如今的鱼米之乡，大越一步步走来。这个国家曾经有过很多辉煌之时，也有过很多灰暗之时，然而，她总归是在逐渐好转的。这艘即将离开今日之港，驶向明日之海洋的巨船啊，如今正巨帆满张。

II.地理[]

II.i.地质与水文[]

　　大越国大部分地区位于华南地块上，在大越国境内这一地块又可基本分为两大地理单元，即位于北部的江水地台与位于南部的五岭域块，二者之间以袁越地裂为界，在亘古时代这一地区曾有活跃的地质运动，在今日的江水沿岸也能看到那时遗留下来的皖钟山群。在经过了漫长的地质年代后，这一区域已经趋于稳定，而随后东南方向小东洋陆块向九州陆块的俯冲，形成了夷洲岛，并形成了闽海火山带与夷洲-琉球海槽；在火山带沉寂后的数百万年内，这一地区仍然地震频发，并在小东洋陆块的持续俯冲下形成了夷洲山脉。而在同一历史时期，燧明高原的隆起也造成了九州西部持续的地质活动，同时也促进了雷琼火山群的诞生，并诞生了湖光岩等许多地质造就的著名景点。而在同时各地河流入海口持续的陆进现象与低洼地区的海侵以及部分地区的风蚀现象，一同对大越各地的晚近的地形地貌进行着刻画作用。直至今日，东南活动的地震、沿海的陆海进退、内陆河流的水文变化还在对大越的地形地貌产生持续的影响。
　　拜复杂的地质运动所赐，大越境内的火山地震带直到今日都较为活跃。其中最为活跃的是位于瓯闽地区的夷洲地震带，其为环小东洋火山地震带的一部分，这一地震带地震频发，例如开祐二年八月夷州发生的竹山大震，这一地震是大越近现代发生的最大地震，尤氏越国光文六年（1604）十月与光文九年（1607）八月发生在闽海峡的前后闽海大震也发生在这一地震带上，这两次地震据估算其震度可能超过竹山大震而成为大越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同时这两次地震死亡人数达十五余万，也是古代大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而大越近代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安华八年（1918）一月潮州的澳川强震也在这条地震带上，这次地震由于震中在人口密集的潮州地区，且震中临海，造成海啸，死亡人数达三万余人。另一条较大的地震带是位于江浙平原腹地的柴桑地震带（国际统称莱城-柴桑地震带），这一地震带为跨境地震带，其中大越段历史上最大地震为开祐八年十月江州地震，然而后梁氏越国安平元年（1688）六月大齐国境内的郯城强震与长盛十六年（1974）十二月莱烨东平国境内的辽东强震均发生在这道断裂带上，对大越境内均造成了影响。
　　相比于强震，大越境内的火山相对较少，目前唯一的休眠火山带是位于夷洲岛上的油坑火山带，这一地区的火山运动较多，因而也出产硫磺等火山风物，除此之外，已经停止活动的火山也遍布大越各地，其中较大的有以出产玄武岩而知名的皖江火山带和以火山湖知名的雷琼火山带，相对于地震，大越的火山危害度较小。
　　大越全境河流大致可以分为江水流域、郁水流域、瓯闽诸水三大片区，其中，江水流域与郁水流域皆为跨国区域，江水发源于燧明国境内，流域跨燧明、剑南、南诏、大越四国，且僰道地区以下四季皆可通行，是重要的航运河流。江水在大越境内主要的支流有湘水、汉水（跨境）、赣水、濡须水、泾水等，其中汉水、湘水、赣水三条河流极其众多的支流给大越重要的农业基地湖湘平原提供了优质的灌溉水源。另一方面，江水下游与淮水相连通的诸多水道也给江浙平原北部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大越另一重要的农业基地。
　　另一条跨境的河流郁水则可分西郁水、北郁水、东郁水三支，其中东、北二支皆发源于大越境内，而西郁水发源于南诏境内，跨南诏、大越二国。由于南诏段相对难通航，也导致了西郁水整体的跨境航运价值不高，然而西郁水上游的大落差峡谷蕴含着丰富的水利价值，也促成了越诏二国的水电开发合作。同时郁水河口原的灌溉也大多仰仗于郁水各支流的灌溉。
　　而瓯闽诸水指从渐江湾到郁门湾这一半月形地域内的诸条河流，多发源于五岭-武夷、四明-戴云两道山系，达两百里以上的河流有数十条，其中最长的是位于江淮道的渐水，达千五十里。虽然瓯闽地区的崎岖地形，瓯闽诸水中大部分河流的航运难度较高，然而其航运价值极高，由于地形崎岖导致的陆路不通，大量河流历来是入闽及闽地内部各地联络的要道，这一情况直到承观廿一年（1956年）入闽的三福道（江福道、越福道、广福道）相继开通之后，随着入闽道路的逐步开通而得到缓解，然而直到今日，在部分山区，水路仍然是优势交通方式。另一方面，渐水、闽水与汀水三条较大的河流下游也孕育出了较大的平原，成为了重要的农业区与人口聚居区。

II.ii.地形区[]

　　大越是个多山的国家，全境有超过七成的土地位于山区或丘陵地带。一般而言，大越地形区可分为江北平原带、江南山岭带、沿海河口原与海岛山区四大部分。
　　江北平原带指大越江水沿岸及以北的一系列平原，这些平原均属于广义的九州大平原的一部分，其中这一平原带又可以苞信县为分界点，分成西部的湖湘平原与东部的江浙平原两大部分，这两大平原分别是古代楚国与越国的立国所依。广义的湖湘平原又可依江水与下雉山分为江汉平原、洞庭平原、彭蠡平原，这三个平原又分别是汉水、湘水、赣水三条大越境内江水主要的支流的尾闾，因此这三大平原很早就有了发达的农业。历史上的湖湘平原有大片的沼泽，在数千年来持续的尾闾造陆与人工造田下，今日大片的沼泽已经消失殆尽，而数千个大大小小的湖泊点缀在平原上，不仅保障了很多地区的农业灌溉，也保证了蓄洪与抗旱的需要。
　　而江淮平原可由江水、渐水分界，分为北部的淮南平原、中部的江南平原与南部的浙表平原。淮南平原可看做主体部分在大齐国境内的河淮平原的南延部分，是史前河水大尾闾的一部分，历史上的数次河水夺淮使得淮南平原成为洪水与逃荒流民的重灾区，然而持续的冲积却给淮南平原带来了肥沃的土地，在间灾期的淮南平原，亩产粮量居全国前列，而在定王时期主导的治淮运动，也让淮南平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江南平原与浙表平原分别为江水与渐水的尾闾，相对稳定的农业周期使得江南平原与浙表平原从古代起就经济发达，尤其在10世纪后期江南沟贯通后，江淮漕运与海运在鄞相接驳，也使得鄞一度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而之前，以陆路为主的年代，处于江淮漕运与剡溪漕运接驳处以连通九州商贸与闽地商贸的山阴城，也因其独到的地理位置成为了陈贾团议会召开之地，也在之后成为了大越国的历代王都，而一直延续到今日。江南平原与浙表平原有时又合称江浙河口原，而被归入沿海河口原带内。
　　除去北部广阔的平原，大越剩余的地区绝大部分被重重叠叠的山岭所占据，这便是江南山岭带。江南山岭带习惯上来说又可分为东部的瓯闽丘陵带、中部的五岭诸山带、北部的下雉—黄山丘陵带与西部的黔中山岭带，一般将天子都—武夷山—汀水以东大陆的山岭与近海海岛山丘统称为瓯闽丘陵带，其中太平山（又称为黟山、乌头山）位于江淮道南部，是瓯闽丘陵带的最北端，而向南经过越信道之后，即进入武夷、四明-戴云两道山系为骨架构建的瓯闽诸山，瓯闽诸山相对较高，其中最高峰是位于建州黄亭县境内的山君山（海拔6743.8尺，合2158米）。瓯闽诸山曾长期是入闽道路的阻碍，在稳定形成闽水漕运之后，瓯闽诸山地区酸性的红壤土又成为了优质茶叶赖以出产的根基，如今大越境内三大产茶区，其中之一即为位于武夷至戴云山一带的抚剑茶区。
　　五岭诸山带一般指资水—玉壶水—丽斤水以东，汀水—武夷山以西，袁湘道以南的广大山地，而狭义的五岭则指岭表道北部边缘的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这五岭也是江水与郁水的分水岭，五岭的最高峰为位于永州临源县的招摇山（海拔6692.2尺，合2142米）。相较于山间多为狭窄山谷和小型平场的瓯闽丘陵带与黔中山岭带而言，五岭诸山之间分布着不少大型或中型的平场，较大的例如桂林原、常林原、交溱原等，这些平场从很久远的过去就陆续成为人类居住的地区，而在苍梧原发展出的郁国，更是岭表历史上重要的国家。
　　袁湘道以北的下雉—黄山丘陵带是一道狭长的丘陵带，这道丘陵将江汉平原与淮南平原、洞庭平原与彭蠡平原分割开来。这一山区由于孤悬于平野之中，其山前台地在史前即孕育了灿烂的百子畈文明，百子畈文明的后人在失去了祖地之后，逃入黄山地区山间的盆地，形成了被称为“黄山蛮”的族群，而在江南的下雉山地区，山间的盆地也很快成为了楚人开荒的新选择，10世纪赣水徐乱时，逃入下雉山区的越人也在与当地土著和山前台地的楚人相交流沟通时，形成了被称为西部越人（或称赣岭人）的族群。黄山—下雉山区能成为族群的避难所，与其相对平缓的地势不难分开——黄山—下雉山区最高峰为位于六州边城县的白马尾，其海拔只有5553.1尺（合1777米），而山间遍布的平缓外流盆地又使得山外的孑遗族群可以找到农业生产赖以开展的足够土地，三大茶区之一的黄六茶区便是跨黄山阴阳两坡的大型茶区。相较于其他的山地，这里无疑是最适合人民居住的山区了。
　　资水—玉壶水—丽斤水以西，越过国境直达剑南、南诏境内，便是绵延的黔中山岭带，而这片硕大的山区又可由沅水为界，分为东西两区，其中，东区旧称武陵，其地形类似五岭诸山，亦是山区与较大的平场相间隔。这一区域旧时曾是梅山蛮的分布区域，在改土归流之后逐渐华夏化。如今这里是三大茶区之一的三溪茶区（指鼎州的柘溪县、邵州的白溪、伊溪二县）所在地，同时，在武陵的山前台地，也是马山文化与楚国的发祥之地。越过沅水向西，则是包括矩州在内，全境几无一片平原，靠着河谷农业在阴冷的黔中地区，这一区域在历史上曾经是林立的土司辖地，改土归流后至今仍有许多小型族群生存在此。这一地区的最高峰为位于侯州炉山县境内的雷山（海拔6808.8尺，合2179米），高峻的山峰与崎岖的地形，加上脆弱的石灰石风化土，使得这一地区长期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在今日也是大越全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而放眼整个大黔中地区，也几乎为所在国较为贫困的地区。
　　而在重重叠叠的山岭之外，孤悬在沿海的，是瓯闽诸水与岭表诸水大大小小的河口原。作为亚热带河流，瓯闽诸水与岭表诸水水量都比较大，其河口造陆作用也尤其明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就构建出了大小不一的河口原。大越东南沿海最大的河口原是郁水河口原，这一河口原承载了郁国后期的主要人口，也承载了番禺这一国际化大都市，其也是现今大越造陆最强的地区之一。其他的较大的河口原还有位于闽地南部的泉龙平原（又称泉龙河口原）、位于岭表东部的汀水河口原、位于瓯闽北部的慎水河口原等，夷洲西部的夷峦平原有时也被称为夷洲诸水河口原而被认为是沿海河口原的一员。这些河口原大多是承载大量人口的地区，同时由于沿海河口原附近很多因山岭崎岖而形成的良港，所以这些区域也是大越航海传统最为浓厚的地区。
　　海岛山区一般指离岸岛屿的突出于海平面的部分，一般可分为夷洲山区、珠崖洲丘陵区与南海岛礁区三大部分讨论。夷洲山区主要指夷洲中东部的山区，这一地区处于小东洋陆块向九州陆块下俯冲所形成的环小东洋造山带上，而由于小东洋陆块直至今日仍然进行着的持续俯冲，这一山区的海拔高度也相对较高，其中位于玉山县的八同间峰（曹语Pattonkan，石英山）海拔达12349尺（合3952米），为大越全国最高峰，而高峻的地势也使得夷洲山区成为历史上夷洲原居民的避难所，在夷峦平原先后被琅野化与越化之后，依托夷洲东部的狭川纵谷成为了瓯他曰氏族联盟的集会之地，即使在之后被土司化与改土归流，这里如今还是许多夷洲原居民的祖地。然而相较于少数的纵谷而言，夷洲山区更多的还是落差巨大的地形，甚至在东部沿海还有山水相接的美景，而这也造成了开发夷洲的种种困难。
　　与诞生于近世的陆块冲撞的夷洲不同，珠崖洲虽然也是诞生于陆块冲撞中，然而其年代久远，构造珠崖洲的火山早已熄灭，风化成丘，也给珠崖洲带来了肥沃的土地。珠崖洲较夷洲而言，离大陆更近一些，且土地肥沃，因而很早就成了郁人扩张的落脚点，在随后的开发中，珠崖洲逐渐被一步步开发，最终成为了如今的不同族群混居的和谐岛屿。
　　而相较于火山成岛的夷洲与珠崖洲，南海岛礁区更多的是珊瑚岛，南海的水温水质都适宜珊瑚生长，而依托于珊瑚礁发展起来的整个生态系统也让南海成为了生物多样性较多的地区之一。然而随着近年南海石油的开发，南海珊瑚岛礁的处境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而这也是现在许多人所奔走所想改变的事物。

II. iii. 气候与农业[]

　　以最低月均温18℃为界，大越气候大致可以分成热带与亚热带两区。
　　大越的热带地区主要分布在夷洲南部、珠崖洲与南海岛礁，除南部极少数岛礁外，这一区域基本都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即区分明显干湿两季，一年中绝大部分降水均分布在雨季。如儋州富罗县雨季的降水量占全年的八成五左右，而部分地区诸如春州凤山县，其夏半年降水量达到全年的九成二左右。这些地区的雨季极易发生洪涝灾害，而相应的旱季，部分地区旧时甚至难以解决饮用水问题。然而在现代珠崖洲水利工程的开展之后，珠崖洲的很多地方优良的水热条件使得这些地方得以开展一年三熟的农业活动，大大加深了这些地区的农业开发。同时，在另一些地方的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也大大加快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崖州的椰子、香蕉、橡胶等，这些经济作物的介绍入境极大的加快了珠崖洲、雷州等地的经济发展。
　　而18℃线以北的亚热带地区，又可根据最冷月均温，以5℃、10℃为界，分为北、中、南三区。与热带地区的一年三熟制不同，由于水热条件的限制，整个亚热带地区基本都是一年两熟制。
　　南亚热带包含有广义的五岭山地的大部分地区与闽地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地区由于相对冬季较为舒适，年积温也相对较高，在某些较为温暖的历史时期甚至能达到热带标准，而这也导致了闽国与郁国在特定地区的相对发达。据记载，在绍平教乱时期（公元9世纪），郁国容林邑（今属容州）曾在一年中发生过三次长鳄食人事件，而如今长鳄的分布区域已经随着气候的变冷转至越原、大曼一带。同时，在公元前即在泉龙平原地区大幅度种植的苦棕豆与甘蔗足以证明当时的闽地也是相对较为温暖的气候。
　　中亚热带包括除了黄山-下雉山地与南亚热带地区山区以外的大部分江南山岭带以及彭蠡平原与浙表平原，这一地区的相对温和的气候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了相对重要的农业区，同时，这一地区广布的红壤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了重要的产茶区。
　　北亚热带包括绝大部分的江北平原带。这一区域历史上曾经是“丈夫多夭”的大片亚热带沼泽区域，然而如今除了大面积的湖泊以外，大部分的沼泽已经被疏浚成为平原。稻作农业在这一区域发源，而越国与楚国也倚靠这一区域发达的农业以为立足之本。从大范围来说，这一区域广布的平原使得这一地区当之无愧成为全国最佳的农业区。然而由于冬季温度太低，水稻无法越冬，这一地区很多地方采取的是稻-麦套作制或者稻-经济作物（如胡麻、棉花等）套作制。历史上这里曾经不止一次在特定历史时期冬季达到0℃以下，曾经造成大规模的饥荒与进一步的拓荒。现代这一区域寒冷的冬季也让很多人痛恨。

II. iv.资源与工业[]

　　大越国境内的矿产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尤其由于远古时期的许多地质运动，在中部的洞庭平原与五岭山区东部区域有许多举世稀有的矿产。例如邵州高平县的寒江锡矿所伴生的寒江素（Sb）、赣州大庾县的金火素（W）、溪州地区的汞素（Hg）、衡州耒县水口山的铅矿（Pb）、鸣州都救县的白土素（Al）等含量均在世界前列。而在龙舒道南三州（赣州、虔州、雄州）各地储存的诸稀土素，也是大越的重要埋藏金属元素。而在冶官、姑孰、至来等地埋藏的铁矿也给大越的工业带来了重要的原料。同时，大越各地散见的裂核素矿也为廉价的核电铺平了发展道路。
　　在非金属矿产方面，寿春、高平等地虽有煤炭储存，然而总量较少，大越的工业用煤炭主要还是依靠进口。另一方面，东海、南海的油气田的开发却给大越带来了优质的工业原料。同时，申州义阳县天梯矿所埋藏的多种非金属矿产也是世所罕见。而大越从古代即发达的食盐晒制业，直到今日还在江淮道、夷洲与珠崖洲蓬勃发展着。
　　在生物资源上，虽然在生态系统多样性上，大越略输一筹，然而坐拥的翁山渔场与南海珊瑚礁，仍然使得大越的生物资源潜力得以相对较大。其中，南海珊瑚礁是许多奢侈品，如珊瑚、砗磲、玳瑁等的重要产地，随着近年来关于珊瑚礁的一系列法令的颁布与执行，过去曾经存在的滥捕滥伐逐渐减少至消失。另一方面，近年来逐步展开的大面积的内迁与退耕还林工作不但解决了很多极度偏远地区居民的生计问题，也减缓了闽地许多偏远地区的森林被破坏的进程。
　　在矿业的支持下，大越的工业区主要集中在四大区域。分别是以升州秣陵县、明州鄞县、通州静海县为三角，以轻工业为主要类型的江门工业区，以荆州江陵县、鄂州武昌县、峡州夷陵县、潭州临湘县为支点，以棉纺业、大件制造业、冶金业、重加工业为主要类型的湖湘工业区，以泉州鲤川县、漳州龙溪县为支点，以密集劳力型制造业、农产品深加工工业为主要类型的泉龙工业区，以广州番禺县、高州越裳县、冈州盆允县为主要支点，以密集劳力型制造业、石油气化工业为主要类型的郁门工业区。这四大工业区与其他农业区相辅相成，共同构建成了大越的经济版图。

III. 政治[]

III. i. 国旗、国徽、国家象征[]

　　大越国国旗为越字旗，为白底旗帜中央以鸟篆书一“越”字。国徽称越字八卦徽，即在先天八卦所布圆形之中以大篆书写“越”字。越字旗与越字八卦徽从尤氏越国末期以来即在外事与军事上广泛应用，在《昭德律》中正式被定义为国旗与国徽，直至今日。
　　《昭德律》中同时确认的还有现行大越国歌，现行大越国歌《大越魂》以江浙地区流传的二胡曲《春景》为原调，重新填词而成，全歌以北部越语山阴口、南部越语侯官口、北部楚语江陵口、南部越语营阳口、古典郁语五种大越境内主要华夏语为行文语言，是世界上现存使用最多语言的国歌。
　　其他国家象征（国花、国鸟）在《长盛新律》时期由礼部提名，经过全民票选，于长盛廿七年（1985）得到确认完全。大越的国花是山茶（camellia japonica），国鸟为喜鹊（pica pica）。而传统王室象征盘龙现已极少使用。

III. ii. 政府[]

　　直到1877年（后梁氏越国崇仁十年）崇仁更制之前，传统大越政府构建一直是相对较为传统的三省六部制，这一体制形成于前梁氏越国初期，在533年（前梁氏越国建元七年）全面效楚的“台阁整治”之后完全形成。时分内史为中书（掌政令）、门下（掌内政）、尚书（掌施令）三省，又将掌管施令的尚书省分为兵部（掌军事）、礼部（掌礼教）、民部（掌户籍）、工部（掌工程）、吏部（掌任官）、刑部（掌刑事），且在各州设行尚书省，择旧吏掌六部事宜，受中央六部调动。除了中央的三省六部，中央尚有司军事统领的枢密院，司重案刑断的大理寺，司外事交流的鸿胪寺，以及其他不同时期设立的小型部门。
　　而在地方上，早期的大越采用州-郡-县三级，州长官称牧，郡长官称守，县长官称令。早期州牧专司监察，而郡县司实权掌管地方。在前科举时代，州牧一般择世家之子为牧，随着人口的增多，郡县越来越小，而州也随着世家人口的膨胀而细分。最终在778年（前梁氏越国海晏元年），越分全国为三道（江淮、瓯闽、赣水），道长官为尹，行监察职务，由王直接任命，而整合州郡为一体，以郡名为正式名，州名为简称，并调整辖县，使得一郡维持在六县左右，大越的行政架构基本稳定下来。而六部的地方权力仍在州郡一级。
　　《昭德律》中论阁的权力得到确认，之后的数十年内原掌管起草政令的中书省逐渐被论阁架空，崇仁更制时，尚书省被撤销，而将其职能完全放至上下论阁。同时改革科举制度，在传统的县-乡-殿三级考试的基础上实施了六部分举的制度，即进入殿试的考生选择自己的意向报考部门（吏部同时出题考试地方官），而由各部省分别出题以考试学生之才。同时升鸿胪寺为外事省，并将之前民部所司辖的侨民之事全部移交外事省管理，由于其时归国侨民多为瓯闽籍，故外事省设侨民司于侯官。在重获海外经商权后，侨民司的规模越来越大，直到1941年的承观更制前，侨民司规模已经超过了设在山阴的外事省其他部门。
　　1941年的承观更制，直接造成了大越现代的政治架构。这一年，外事省迁至侯官，与侨民司合署办公，同时这一政策也将侯官县升为大越的外交首都，而后划侯官三坊为各国使馆驻地，更是确认了这一政策。同年大理寺升为断司省，专断全国疑难杂案，同时撤销刑部，将所有的案件审理交付于断司省。撤销郡一级的各种尚书吏，而设行尚书省于各道道台，以管辖各郡县政策实行状况，构架类似中央尚书省，且受尚书省领导。同时设立行断司省，接受断司省领导。次年设立监司省时，也在各道设立行监司省，而架空了道尹的权利。作为荣誉职位的道尹一直留存到了今日，然而实权在各行省手中。
　　承观更制之后，大越又于1954年（后梁氏越国承观十九年）在各道设立了行外事省，以司各道小型涉外事件，很多国家也在各道道台设领事馆。同年还在八要郡（会稽郡、建邺郡、望海郡、钱山郡、闽川郡、临江郡、浔阳郡、南海郡）郡县一级试行设立郡上下论阁以制定地方法令，并于次年推行全国。
　　现代大越形成了中央二阁五省五部，地方二阁四省五部的架构。其中，在崇仁更制之后，六部分举的政策就固定下来。而论阁的选举，则由个人在郡县级竞选，然后在道级二度竞选，道级按阶层比例确认人选后推选至中央，而论阁宰则由上一任论阁辅中选举产生。地方论阁的选举相对类似。

III. iii. 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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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大越全国共分为五道（江淮、湖湘、瓯闽、岭表、龙舒），各道下设若干郡，郡下设六县，而县下按城乡区分，一般城区设若干坊，坊中设里，坊里均为居民自治，而城墙外的乡村则设若干乡，乡下设村，乡村亦为居民自治。
　　大越的郡县二级来自于楚制，楚制为郡县二级，早期各郡郡守相监督，后来由于相互监督的成效相对较差，楚分全国为三州（荆、襄、潭），以州牧为监察者监察各郡。这一制度完整为越国所习得。同时楚制的内城外郭式县城也对大越建国前主流的内城外市式城邑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楚国的分坊宵禁制也延续到了越国。而在这一时期，由于土著的存在，大越政府对城墙外的广袤田野的统辖还很不稳固，所以此时的大越政府尚只能对城外的编户齐民挨村挨村地统计与实施税务工作，而并无有效的管理层级。
　　

州郡制的瓦解随着伴随着的是坊里制度的确立——在很多人口较多的县，由县丞兼任的坊长直接管辖到坊内个人早已出现了力不从心的状态。同时商业的发达也让宵禁显得逐渐不合时宜来了。坊里制度从9世纪初期的江淮道开始被试点——分县城为十余坊，坊下十数户相近的人家为一里，里正由里中长者担任，而坊长由县丞兼任或县令提拔有德者为任。随后，在江淮道数个大城市的拆除坊墙制度也让这些地区长期被压抑的城市商业迅速发展了起来。到前梁氏越国明道年间（874-890）成书的《京华杂记》中，当时的越都山阴已经出现了通宵夜市与专业的高档饭店。在随后的数百年内，大越的市民生活蓬勃发展，其间1454年（尤氏越国洪禄元年）焬侯重建宵禁制度遭到了时大司马秦劭的勤王，可以看出此时的市民社会已经有不小的影响力。
　　虽然在兴国年间（807-820）即有越州乡民自治的历史记录，乡制的完全普及仍然稍晚于坊里制度的确立，至迟到明道年间部分地区仍保有县丞分田制度（县内偏远地区择大集让县丞坐镇管辖）的保留。县丞分田制度的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没有明确资料支持，不过学界大部分认为不迟于天彰年间（914-936）。日后虽然在炒房盛行的前大崩盘时代，部分地区实施了乡坊合一制度，将乡村地区的土地以坊制售出，然而在《长盛新律》中，乡-村体系被重新定义为基本行政体系，同时在《长盛新律》时代确认的城乡开发体系差异以及宗族体系的完全固定也对乡制的固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III. iv. 外交关系[]

　　大越如今已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且为联合国早期成员国之一。在外交方面，大越长期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圭臬，以经济合作为上。大越是“越剑诏经合组织”的主要成员国之一，并与虞、观、瑞等国一样是曾经环小东洋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同时，长期的越齐修好条约一直有效至今。
　　大越的领土争端主要集中在南海岛礁主权的声称上，现有阶段大越主要的态度是“搁置争端，共同开发”，而这一态度也受到了南海周边国家的支持。
　　大越为非移民国家，由于乡村地区长期的闭塞性，外国人友好度相对较低。大越政府多次对大越境内的外籍人士提出慎行乡村的建议，同时，由于国家的非移民性，大越国籍也相对较难获得。一般而言婚姻入籍较多，工作入籍与投资入籍由于地点的限制（只允许在部分政府指定城市）所以人数相对较少。同时由于部分地区农村基层的极度排外性，这些地区的涉外事件曾经极其多，也使得大越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希冀达到移风换俗的目的。

III. v. 军事[]

　　大越国防军（DCC）为大越主要的军事力量的统称。现有的大越国防军建立于1814年（后梁氏越国丰平九年），在诏康双乱中受到强烈打击。随后数十年的重建形成了现代的军事制度。现代大越军队可用兵力约为1500万人，居世界前列，而每年的军费开支也雄踞世界第三，仅次于拉格尔维尔与克拉斯洛匹。
　　大越的海外驻军相对稀少，大多数是驻扎于黑非洲地区的维和部队。由于历史原因，大越曾经在南洋拥有数个海外基地，后来全部于归贾事件时移交与当地政府。现有大越军队分为陆、水、空三支，统归枢密院统辖。大越全国共分为三个集团军，分散于三大战区（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各集团军除了国防外，还参与地方灾害防治与极端治安事件的处理。
　　大越国内另一支军事力量是大越民众武装（DMM），这支队伍是各地的乡村团练队伍的统称，某种意义上算从潘楚早期开始推行的厢兵制的遗存。这支队伍相对于正规的大越国防军来说，更为原始业余，大部分并不是专业的军人，只是武装农民，主要任务也是维护乡村治安。大越民众武装相对国防军的胜利在于其数量，保守估计大越各地的民众武装可能达到4000万人以上。在诏康双乱中夷洲地区的民众武装抗击伊兰洛的小股部队，也取得过许多大捷。

III. vi. 法律[]

　　大越的法律简明来说属于中华法系。这一法系主要特征是以刑法条例多于民法条例，且大部分法律条例根据传统道德理念。现代大越的刑事案件严格依照条例判决，而民事案件则根据地方条例与判例相判。
　　从历史上来说，大越的法律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代、近代与当代。一般而言，古代大越法律指《昭德律》颁布之前，近代指从《昭德律》颁布到《长盛新律》颁布之间，当代指从《长盛新律》颁布至今的时间。
　　古代大越法度长期根据于公元前18世纪制定的《礼记》之规定。古代大越影响力较大的法律主要有527年（前梁氏越国建元元年）颁布的《越律》与1502年（尤氏越国烁明四年）颁布的《大越律》，这两部法律共同的特征是峻刑事而轻民事，且以《礼记》为圭臬。这时的死刑于刑部核验后统一于秋后公开行刑，而相对而言的贵族或政府高层出身的罪犯，则经由大理寺经手且不公开行刑。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代的刑法提出了“十恶”的概念，而这些罪名的实际内容均具有浓厚的中央集权时代的印记。
　　近代大越法律的改写从《昭德律》颁布开始。《昭德律》开始削弱王权，取消了“十恶”中关于王权的数条，并将高层的犯罪行为同时进行规范，统一并至刑部，大理寺专司疑难杂案的核审。同时废除了秋后集中公开行刑与公开行施肉刑制度，将死刑日期改为判决后一月内集中处决，并完善了无后罪犯的收瘗制度。
　　而《长盛新律》的颁布，完善了民法的判例制度，同时也完善了经济、婚姻、家庭、弱势群体保护、环境保护、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同一时期立法权下放至地方也给很多地方带来了方便。

III. vii. 人权状况[]

　　《大越的秘密》播出后，大越的人权状况持续受到世界关注。由于宗族的高度自治性，大越的人权状况也因此相当复杂。一般而言，大越的人权状况可以分为城市、开明乡村与闭塞乡村三地区讨论。
　　大越城市在全国而言，是人权保障度相对最高的地区。望厦张氏事件后，大越政府宣布基本人权由政府保护，这一矛盾激化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乡村宗族自治与宗族退出城市。在随后的十数年内，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夜校、工作介绍制度等）与弱势群体保障制度（包括颐养院、保育院、障育院等，还包括大越特色的宗族逸民保护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中逐步推行，由于税务的城乡分裂，这些制度的推行之初曾受到了大资本家的不停阻挠，最后迫使政府废除阶段纳税制度，并提高统一税率。在废除阶段纳税制度后，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很快社会福利制度带来的红利受到了社会各界一致好评。而随着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所进行的法律改革，在废除了刑讯逼供等危害人权的积重制度后，监狱与拘留制度的改革也加强了人权方面的现代化。现代大越城市地区人权已经基本达到了全球中上游水平。
　　在传统大越社会中，包括育幼、教育、养老等的福利制度长期由宗族所实施，这一现象在现代的大越乡村地区也延续了下来。然而，另一些传统社会中的人权状况缺陷也同时在很多乡村内部延续了下来。一般来说，相对开明的宗族地区一般对妇女权益、恋爱婚姻自由相对较为宽容，这些地区一般位于沿海大资本家盘踞之地或者内陆较为发达的工业区；而相对闭塞的地区很多地区还持续着旧时的许多传统与规矩，对自由恋爱、妇女自主等的严令禁止至今尚在很多地区被奉为圭臬。由于政府保护城市个人的人权，且对宗族逸民也落实了很多庇护政策，所以这些地区的人口往往处于外流状态与过度生育状态之间的平衡。近年来推行的升堂统考制度也逐步加剧了这一区域人口的外流，同时很多郡县级的公益帮扶政策（如村村通步道与水库移民）也加速着部分地区的开化度。

IV. 经济与基础建设[]

IV. i. 经济境况[]

　　开祐十九年（2015）大越年度生产总值达15.5兆文（约合2.68兆澹文），居世界第五；人均生产总值达63427文（约合10974澹文），居世界第35名。
　　早期大越经济长期以农副业以及奢侈品（丝绸、茶叶、瓷器等）为主，从9世纪指南针在航海上大幅度应用开始即大幅度发展的远洋经商在发展了大越的海外势力的同时，也给大越带来了许多财富，同时，南洋群岛的开发也逐渐构建出大越本土经营-南洋生产-西洋倾销的完整商业链条，直到“归贾事件”之后由于大规模遣返大越商人而断裂。随后大越的工业化与期货交易在国内以及整个泛九州地区开始蓬勃发展，阴阳线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大越期货市场如今的格局，南广北明的期货市场格局也在这一时期被完全确认，鄞与番禺二县的地区金融中心地位也在此时初见端倪。大崩盘的开始使得大越经济完全崩溃，在随后的定王新政时代逐渐又被构建起来。随着南夏经合组织的发展与最终成型，大越周边的经济状况也在逐步好转。
　　大越外贸曾经长期以第一产业为主，长盛廿二年（1980）颁布的《风俗令》开始了现代大越“文化立国”的政策，其后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及其带来的旅游效益使得很多地方由传统第一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为主。同时，在部分开化地区，以宗族为骨架构建的以密集劳动力型制造业为主的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了起来。
　　开祐十九年大越出口物资前三类分别为文化产品（占贸易总额二成九四）、小型日用品（占贸易总额二成七二）、农副业产品及奢侈品（占贸易额二成三一），如今大越的外贸额已达每年上百兆文，其中大部分贸易额的对象为诸夏、东洋及西洋诸国。
　　开祐十九年，大越的中产阶级人数预估在八千万至一亿之间，其中大部分分布于城市，一部分分布于农村。但是贫困线下人口保守估计尚有一千万人左右。大越的基尼系数为0.462。
　　

IV. ii. 交通[]

　　大越的直道起步很早，见载的最早的直道为后梁氏越国咸安九年（1735）建成通车的越明道（山阴-鄞），此时的直道用途为军事调动为主。随后后梁氏越国咸安廿一年（1747）建成通车的升明道运营时开始向公众提供小型专人轿厢，成为大越首条民用直道。在随后的发展中，大越逐渐根据速度与资金等形成甲、乙、丙、丁四级直道的分级。时至今日，大越的直道联运大致以三条南北向甲等直道（又称为“三纵道”，分别为越福道、江广道、荆柳道）与三条东西向甲等直道（又称为“三横道”，均为跨境直道，分别为越益道、越滇道、福交道）为骨架，以许多乙等及更低的直道联络而成。在长达两百余年的直道发展中，从汽车到火车，从分轨到统轨，直道技术的成熟催生了很多衍生的交通形式，如城市内部通勤的遁行直道（遁直）与城市与近郊农村及郊县通勤的高轨直道（高直）等，近年来逐步投入使用的悬浮直道也成为了直道发展的下一枚新星。
　　与较早便开始发展的直道不同，大越的步道运输在国际上相对起步较晚。由于后诏康时代海外贸易的被封锁，轿车直到后梁氏越国兴国五年（1877）才有了传入大越地区的记录。而步道铺设工程在后梁氏越国广禄三年（1882）才由政府开始主持，而公共交通更是到后梁氏越国安华三年（1914）才始见史册，然而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如今大越的步道通达率在世界已属前列。
　　大越的航空运输到定王新政时代才开始有了大幅度发展，尽管军用航空技术与军用空营在安华初年即已建设得相对较好，然而民用航空在后梁氏越国承观二十年（1955）山阴余姚国际空港建成运营后才大幅度发展起来，如今大越全国已拥有二百余座空港，其中国际空港二十一座，日乘降达五十万人次，大越的空港运营市场主要由国有的大越航空公司（ACD）与广达航空公司（ACC）占据。
　　与日益蓬勃发展的直道运输、步道运输与航空运输相比，大越的转漕运输在近年来是逐步萎缩的，承观年间大修水利阻断的许多小型河流对当地漕运是灾变似的打击，随后大幅度修通的直道与步道又对漕运的市场进行了进一步的打击，时至今日，漕运作为主要运输方式，在大越只见于大宗货物的海运与大江运输，小型的转漕运输已经基本被打击殆尽。
　　大越所有甲、乙、丙级直道均为国家控股，由工部统一管理，丁级直道则部分为私人/法人控股，部分为国家控股，而同一城市的遁直与高直通常由当地政府参股的同一城直公司管控。大越较大的城直公司有山阴城直、鄞城直、侯官城直、番禺城直、江陵高直、德化高直等公司。而大越的步道运输则绝大部分为政府或者自治集体（村落、宗族等）管控与保护，不同地区对步道管理的权限要求不尽相同。
　　与陆运大部分由国家与政府控股不同，大越现有的空运均为私人控股，而归属于地方政府的是空港的经营与管理。大越全国的空运基本分属王室控股的大越国际航空（总部位于山阴）与民间控股的两江航空（总部位于江陵）与青空航空（总部位于番禺）三家，市场上还有一些小型的廉价航空公司与很少对外开放的私人机。
　　大越现代的转漕运输全部由私人完全控股，这类运输目前整体行情较差，较大的公司有万国转漕（总部位于鄞县）等，大部分转漕运输还是靠偏远地区私人小船支撑的，相对其他三家较为惨淡。
　　除此之外，大越的航天技术也在现当代持续发展，大越最大的宇宙港是位于吉阳县的铁炉宇宙港，当代九州地区最常用的北斗导航卫星大部分由此发射。
　　

IV. iii. 能源[]

　　大越属于能源资源较不丰富国家，全国能源资源较少。大越主要的煤炭埋藏分布在寿春、高平等地，相对全国而言其需求量缺口非常大。历史上的大越煤炭进口国主要为大齐国，在油气田的大规模开发之前，大越的工业原料与取暖材料很多来自大齐国。现代大越的煤炭进口主要来自匋峇奴牙、瑞、马修莱纳等国。
　　与匮乏的煤矿相对比的是，大越在东海与南海控制的油气田储量不在少数。现代大越大部分的油气使用均来自东海油气田，南海油气田有开发但开发量相对较小。
　　除去传统化石能源，大越另一种重要的能源方式是水能。大越很多地区的小型水电站工程在定王时期修建完成发电，这些电量很多就地消化，也有很多输送到大城市带供城市居民使用。
　　而更重要的是以轻素能、核能、地热能等为代表的新型能源，这些能源构成了填补大越电力需求缺口的主力军。其中大越三大核电站——陈甸核电站（位于上明县）、屯门核电站（位于罗湖县）、高门核电站（位于申江县）提供了全国超过三成的用电量。而其他的电站也在各地能源格局上产生着不小的作用。
　　传统的薪柴能源如今只在部分乡村还作为主要能量来源，而且对生态的保护政策与沼气的推广也逐渐挤压着薪柴的使用。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大越的能源革命将最终完全完成。
　　

IV. iv. 教育[]

　　早在大越国家形成之前，中原诸国就根据国情不同而采用了不同的人才选拔方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在关东诸国广泛应用的早期中正制（根据出身与品行录取人才）与关西诸国所采用的早期察举制（根据地方上报名额录取人才）。诸子百家时期的高峰之后，成体系的教育系统尚未建立，社会教育只能仰仗诸子百家名望较高的大家及其嫡传弟子开设的私塾，供需关系的强烈不平衡，导致这一时期的私塾相对昂贵，从而导致贫穷的平民所能接受的教育很有限。到了陈贾团形成初期，占据陈贾团内部主流的人才选拔手段由楚、陈等地的地主中正制（小地主经中正制录取后在当地任职）进一步寡头化的城邦中正制（由数个家族内部选举人才以执政某一或某几城邦），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家族内部，教育的重点在修身等道德方面，技术与学识相对涉及较少。在越国立国之后，由于中央对地方管控力度的提高，城邦中正制逐步被中央中正制（中正制的选拔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政府并统一分配人才）所代替，虽然自由城邦力量逐渐式微，然而在国家财政的资助下，昔日的城邦贵族仍然拥有较强的财力，同样，由于中正制对出身的考虑，这些贵族家庭的子嗣也相应拥有了更多的政治筹码，导致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阶级的地位基本未发生变化。越国政治的相对稳定导致许多开国贵族一直影响到了科举制年代，甚至很多还在今日尚保存着相对不小的家族规模与地方影响力。
　　与越国类似，楚国的中正制也从政府对基层基本毫无管控能力的地主中正制进一步集权成为九品中正制（将全国小地主人才按中正制分为九品，同时将官职也分为正偏九品，人才只能做同一品级内的官职），这一制度后来在郁国也得到广泛应用，并在交趾等地得到进一步沿用。
　　10世纪中期，越国效仿秦国，在闽国故地与故赣水道地区展开的“闽科”，在旧贵族势力基本被破坏殆尽的赣水道地区与闽国故地，一种以考试选拔为基本择才标准的新的选拔人才方式——科举制逐渐成型并在随后的数百年内完全推行至全国，虽然经由过旧贵族的反抗运动，然而此时高企的教育成本仍然让许多底层民众很难有上升的渠道。随后，区分不同户籍的分籍制度的废除与以经籍教学与观点培养为侧重点的私塾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底层民众的经济负担，此时的上升渠道，虽然仍然相对中上层来说较为狭窄，然而其巨大的人口基数可以弥补很多，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多统领上层的寒微之士，随后，在楚并于越后，越国逐渐形成了乡试-道试-京试三级科举选拔制度，稍后越国在各地设立的以教化乡民为己任的县塾也使得底层的上升渠道进一步扩大，公立的县塾与私立的私塾开创了越国的更新一步发展。
　　后梁氏越国开国以来，由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传统的经籍与治国之道在海外经商与海外拓殖的过程中已经日显陈旧，而科学技术、风土人情、商业等过去被广泛认为是“末学”的学科日渐显现其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7世纪末期以来在沿海各地广泛出现了以这些方面学识为教学侧重点的私塾，这些私塾多由一个或数个商贾家族操办以选拔海上经商与拓殖方面的人才，为了区别与传统的以经籍教学为主的私塾，这些私塾一般被称作“新塾”，其中相当多延续到现代成为当地堂/监的前身，而这些新塾本身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来的工业革命发展。现存成立时间最早的新塾为成立于后梁氏越国九宁三年（1699），位于山亭县的卿云观（现卿云师监），其最早归土著商贾黄氏与林氏共有，后收归国有。
　　后梁氏越国康泰九年（1822）山阴总堂（今大越监）的设立标志着政治层面上大越近代教育体系构建的肇始。不同于传统的国子监，山阴总堂的教育侧重点与当时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新塾较为类似，以科学理论、工程技术、商业贸易等为主，同时，由于其国家控股的身份，此时的山阴总监还开设了外事外语方面的课程，并直供鸿胪寺（《昭德律》颁布后直供外事省），同时在全国率先将学生分为理部、术部、商部、夷部等部门，此时的山阴总堂需要科举达到道试以上才能报考，且由堂中自主命题，与京试相独立，且录取优先于吏部，是全国不可多得的精英教育。随后于昭德十一年（1847）由于科举生源的极度稀有，而由于归贾事件，很多新塾的人才流向被完全掐断，在经过交涉后，山阴总堂放开新塾学生报考资格，造成了随后的新塾大狂欢。新塾水平的良莠不齐逐渐由市场规律导向齐平，小型新塾被排挤、吞并甚至偷渡避祸海外，而大型新塾则靠庞大的师资队伍与学生队伍长期涌入总堂并很多直接考入总堂，且相当多在毕业后留在了国家体制之中。这一时期的越国的军事科技与民用科技的提升，也是相对迅速的。由于全国学生过多，广禄九年（1888）分山阴总堂设立江陵分堂（今湖湘大监），次年分总堂设立番禺分堂（今岭表监）。至19世纪末，完整的新塾-总堂/分堂教育链条已经构建完毕。
　　由于新塾面对社会招生且学习内容相对丰富，而传统经籍教学更为死板，且新塾学生爬升的速度远高于经籍教学科举的学生，故广禄十五年（1894），大越宣布将国子监合并入山阴总堂，化为经部、史部与哲部，且升山阴总堂为大越监，相应地将江陵、番禺二分堂与当地部分优秀新塾整合后完成今编制。在这一时期，很多传统私塾也开始转型而侧重经籍研究、历史文化与思想哲学，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较大的私塾与新塾的合署教学，这些较大的塾已经被认为具备后世的堂的雏形了，此时大越教育系统的系统近代化已经基本完成。
　　大越教育系统的完全现代化源于后梁氏越国承观廿一年（1955）的《扫盲令》，随后在大越各地的城市贫困地区与农村相继建立起了五千余个识字所。这一时期，各地白话字的标准也基本成型。同一年，位于鄮县的观云塾（由观云新塾及数个较小传统私塾整合而来）在全国首先公立化并升为观云堂，随后全国供应三监的诸塾之间很快展开了升级运动，至望厦张氏事件前夕，全国已有两千余堂。同时，在贫民区与乡村建立的临时的识字所很快也开始了正式化，大部分识字所被废除，部分识字所整合附近师资升级为塾，同时这一时期很多偏远地区留下的的识字所也在后来成为了乡村塾的教学点。
　　《长盛新律》制定后，大越的教育体系基本固定下来。由于农村宗族自治的特殊性，塾是允许私人参股甚至控制的。而堂监以上，皆为公立。在《大越的秘密》播出之后，大越颁布了童生按户籍强制性就近入塾并在当地考试的法规，其实施反响相对较好，现在正在全国各地广泛推行着。
　　目前的大越全国，约有三千余塾、一千五百余堂、百余监。其中，大越的监根据分部差异分为通监、专监两类。通监指理、术、商、夷、经、史、哲、律、医、师十部齐全或大部分齐全（拥有不少于五部）的监，较大的通监除了三大监，尚有越州监（位于剡县）、江干大监（位于广陵县）等；而专监指仅有其中五部以下的监，较大的有卿云师监（位于山亭县）、剑津杏林监（位于溪尾县）、盘门刑律监（位于吴县）等。
　　《长盛新律》及后续的《教育法》中对教育机构与学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童生五至七岁入塾，学习六年，统一考试入堂，入堂后先修通识课三年，于第三年年尾凭个人兴趣与成绩选修二门课程并辅修一门外语，继续修学三年，然后经过统一考试入诸监。常见的选修课程有合气科（physics）、金石科（inorganic chemistry）、杏坛科（primary iatrology & herbology）、炼料科（organic chemistry & biology）、天官科（astronomy）、地理科（physical geography & primary geology）、算学科（mathematics）、文学科（literature）、小学科（Sinitic linguistics & philology）、史学科（history）、哲学科（philosophy）、风俗科（culture & society）等，选修课程的选择基本关系到入监后的专修方向，入监可根据个人喜好等因素选择钻研某一方向至毕业。
　　开祐十八年（2015）大越全国在校学生数量达四千七百余万，达国民总数的一成七以上。同年大越成年男女性公民文盲及半文盲率为0.12%，而高等教育（监）及以上学历者，占13.2%。自长盛卅三年（1990）以来的诸多世界级的青少年学识竞赛中，大越代表团均取得较好的成绩。然而，在大越的教育方式尤其是家塾的填鸭式教育方式上，仍然有很多来自国际与国内舆论的讨论与批评声音活跃。
　　

V. 人口特征[]

V. i. 民族与语言[]

　　政治上，现代大越不区分民族，人群的划分一般依靠个人认同与认同母语。学术上，现代大越土著公民一般被区分为数个人群，一般主流的人群划分为：华夏人群、巴-蛮人群、诸骆人群、诸曼人群、琅野人群、夷洲人群、琉球人群，也有部分学者使用语系划分将大越境内土著人群划为曼越、菩离阿、利虞三人群，并在其下划出若干次人群，然而这种区分方式并不广为接受。开祐十九年（2016）预估各人群的人口比例如下：
　　88.2% 华夏各族群
　　4.4% 骆各族群
　　4.2% 巴-蛮各族群
　　1.4% 菩离阿各族群
　　1.8% 其他族群
　　大越境内的华夏人根据语言可大致分为扬、越、楚、郁四大族群。华夏人群是大越全国分布最广泛的人群，包括大越绝大部分城市人口与相当大部分乡村人口。
　　大越华夏人中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族群即是越人。传统意义上，越人主要分布在江淮道中南部、龙舒道中南部、瓯闽道全部、岭表道东部，以及湖湘道东部部分地区。越人是操持越语的农耕民族，由公元左右南下的多支华夏人与土著操持菩离阿语系诸语言的先民混居而成的族群，这一族群又可分为北部、西部、南部三支，分别操持着北部、西部、南部越语。
　　大越国内次于越人的华夏次人群为楚人。现代楚人操持楚语，主要分布在湖湘道与龙舒道西北部，同时在剑南国东部边境与大齐国南部山区也有少量分布。楚人由上古华夏人的一个华夏分支演化而来，而来自7世纪早期中原流民的大幅度南下，又使得楚人分化成南北两支，同时，越原联邦的主体民族之一的张人也是古楚人的一个分支。
　　郁人操持广语与交语两种语言，同时也使用古典郁语（公元9世纪番禺地区的郁语固定后的形式，一般用汉字与谚文双轨书写）作为宗教语言。这一族群主要分布在岭表道中西部，在很多城市也有少量吕宋侨民或吕宋裔居民，这些人传统上也自认郁人。郁人的主体人群来源于公元前2世纪到7世纪不断南下的楚人以及从楚地南迁的中原流民与华夏化的土著诸骆人群以及部分操持菩离阿语系语言的小部落。如今吕宋王国的主体民族吕人也是10世纪东郁王朝建立后分离出来的郁人的一支。
　　大越境内华夏人四大族群中规模最小、影响力最弱的是扬人，扬人主要分布在江淮道北部与龙舒道中北部。扬人操持扬语，从上古华夏人东部的一支发展而来，其近亲族群曾是徐、陈、齐等较大方国（均位于今大齐国境内）的主要或次主要人群。今日彭蠡平原与淮南平原的扬人主要起源于公元8-10世纪的徐人大迁徙，并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内与母国徐国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在越齐修好条约签订后，由于赣水道叛乱以来族际矛盾与族群内部的矛盾的激化，扬人之间以及与混居的越人之间的大规模械斗时有发生，一直持续到现代，扬人聚居区与扬-越混居区占主导地区的龙舒道仍然是大越械斗率相对较高的地区。
　　除了四大族群，大越边境附近还有部分操持秦语与齐语的人群，各大城市也有部分来自九州其他国家的侨民，这些居民一般被归为华夏人群但不归入四大族群。
　　大越境内的诸骆人群一般是对大越境内诸操持笼买语族语言的人群的统称，这一支人群在历史上统称为诸骆，散居在岭表道西部、北部、湖湘道西南部以及大曼国、南诏国、越原联邦等国的山岭之中。大越境内主要的诸骆人有操持骆语的骆人（分布在岭表道西部的多地，以鸣州、田州、柳州、丹州四州人口最多，在南诏也有分布）、操持山田话的山田人（主要分布在以松源县为中心的梅州山区）、操持标族话的标讲（主要分布在银屯县、洊水县二县为中心的端、梧二州交界的山区）、操持叶檀语的叶檀人（主要分布在渟州南部的山区）等部族，这些部族均由古笼买文化崩溃后分化出的北支笼买分化而来，在历史上长期由土司统治。改土归流后，这些地区的传统文化逐渐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也逐渐走向现代化。而在诸城中居住的风昕侨民有时也会被认为是诸骆的一员。
　　与诸骆类似的还有巴-蛮人群，这一人群操持巴-蛮语族的诸语言。大越境内的巴-蛮人群可分为巴、蛮、芒三族群。巴族群分布在清、庸、溪三州，多操持巴语，是上古巫山地区与湖湘北部的原居民的后裔，与历史上居留于黄蕲二州山区的黄山蛮（消亡于19世纪末）有亲缘关系。蛮族群主要分布在南岭山区，操持蛮语支语言，由上古湖湘南部的原居民与其他民族结合分化而来。而芒族群则散居在黔中六州（丹、矩、瀑、靖、古、侯）的山区，操持芒语支语言，由上古黔中地区土著演化而来。这三支在历史上均长期由土司统治，在改土归流后，这三支也在传统与现代的选择之间逐步走向现代化。
　　大越境内的曼人主要分布在丽、合二州，由古曼人北部的一支发展而来。这一支曼人一般被认为是16世纪交趾独立之前即杂居在边界附近的曼人与19世纪交趾覆灭后南面北逃的曼人难民杂合而来，由于绍平教乱的影响，当地郁人与曼人的关系一直较差，郁人长期的垦荒与二族群之间长期的争斗导致如今的曼人分布区已经萎缩到了一些很偏远的乡村地区。这一支曼人主要操持北部曼语，由于种种原因，北部曼语在大曼本土已经式微，而在大越现状也不乐观。大越境内的北部曼语分支众多，差异巨大，而且即使是使用人口最多的瀼江曼话（瀼江曼话：哳瀼江 Trằ Janh Zonh，标准曼语：语瀼江 Ngà Nhăng Trương，主要分布于丽州瀼江、雍鸡二县与毗邻的大曼山区）亦只有约5000人左右使用，故曼语一直是濒危语言保护的重点区域。
　　大越境内的琅野人群操持着琅野语的南部方言，大部分分布在潮、螺二州，在夷洲西部也有少量分布。这些人群大多是闽国崩溃后东西二闽王朝闽国遗民的后裔。与琅野人群同宗的夷洲人群则泛指夷洲地区的土著人群，大部分分布在夷洲中央山区与蝶州纵谷。这一人群操持夷洲-吕宋语族的多种语言，这一人群由夷洲原居民发展而来，历史上曾建立过夷洲部落联盟，土司化后被改土归流。如今夷洲人群在夷洲的很多地方仍保留着主导地位。
　　大越境内的琉球人群主要分布在句芒县，系琉球覆灭时南迁的琉球人后裔，这一人群的语言被称为“中山话”（中山话：中山话/鳣胡珊姑答 Tyangusankotôp），这一人群在大越诸人群中人口数最少，影响力最小。
　　除此之外，大越境内还有许多归化入籍的居民，这些人群一般不强调其民族身份。
　　相较于民族来说，大越的语言边境相当模糊不清。由于历史上大越极少出现全国性乃至于地区性的通语，如今大越境内大片华夏人占据的地方基本处于方言连续体与土语群状态。这些土语群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是语言学家们研究的热门话题。然而，尽管关系盘综错杂，这些土语群依旧有一些共同点可供其划分为一些互相独立的语群，而大越的语言一般基于这些语群讨论。
　　大越国的官方语言是北部越语（山阴口音：Puik-bǒu Njyêut-njī /puik̚¹⁵boʊ⁵³ ȵyɯt̚⁵¹ȵi¹³/）与北部楚语（江陵口音：Puk7bu6 Tsha3nga4 /pʊk̚²⁴bu⁵⁴ tsʰᴀ²¹ŋᴀ³³/），其中外事交流时一般使用的是北部越语山阴口音。由于方言连续体的特性，以及书面上的互通性，大越的教育用语一般是以古典文言为教育载体，兼教授双语，同时各地区根据地方口音规定白话规范，一并纳入教育体系。
　　大越的少数族群的语言教学一般区分为两种情况。有自己文字的琅野人群、夷洲原居民、曼人与长期借用南派汉字的琉球人群教育时多使用本民族语言与国语双语教学。而很多历史上没有稳定文字的小型族群很多都拥有书写标准，这些书写标准通常由地方部门主导，部族人士参与制定，多使用类似曼字喃的方式，用汉字与喃字混写的并推广至教育层面，以达到教育目的。
　　大越的濒危语言相对不少，由于土语群中优势语言的碾压，很多人操持的小型土语处于濒危状态，而由于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近代以来的文化冲击，很多小型部族的语言也处在消失边缘。开祐元年（1998）以来，随着礼部推行的“危难部族语言文化保护工程”的上马与推广，很多小型语言也建立了完备的教育体系与日臻完善的语言文化资料库。
　　

V. ii. 宗教[]

　　大越的主体信仰以祖先崇拜（clanism）为主，兼有泛灵论的万物神崇拜与封神的传统。开祐十八年（2015）估测，大越境内祖先崇拜与泛灵论信仰人数约占总人口的82%左右。在启蒙浪潮后，无神论与不可知论在大越境内也有一定市场，开祐十八年数据显示大越境内无神论与不可知论者约有17%左右。除去二者之外，大越境内尚有部分其他宗教信仰者，以外籍人士或海外背景人士为多。
　　历史上的大越曾经有过多种流传甚广的宗教，其中，5世纪早期由达摩于郁国创立并传播的华支释教影响最为深远，与南洋广泛信仰的曼支释教相比，这一教派注重思辨与顿悟，其后来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并随郁人南渡吕宋，至今在齐、剑南、吕宋等地尚有不少的信徒。达摩修行的明觉寺至今尚存于番禺，甚至在郁国成为越国领土后，华支释教的影响力仍对故郁国地区的民俗祭典有着重要影响。
　　除了华支释教，由墨家思想发展而来的墨宗也在大越历史上影响深远。墨宗中心于公元前2世纪南下入楚后，进一步于7世纪中叶南下入郁，广筵之乱后，在郁墨宗获得了国教的地位，这导致墨者的地位被人为抬高进而导致郁国底层人口大量皈依墨宗，直接导致郁国境内华支释教与墨宗的强硬对立，最后于9世纪前期，引发了绍平教乱。绍平教乱后郁王被墨宗架空，墨者在郁国实施高压统治，直到楚灭郁时，墨宗中心随西郁王朝西迁交趾，后进一步南逃至归仁国，为归仁王所攻灭，从此消失在历史洪流中。
　　除去上二者外，公元2世纪肇始的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道教，在随后被楚国尊为国教后，在湖湘地区广泛流传，并与楚地传统的巫蛊之风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南传道教。南传道教至今仍在齐国南部的楚语人群中被广泛信奉着，其也对楚地的祖先崇拜仪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绍平教乱后，大越开始禁止公开传教与公开宣传宗教集会场所。经过千年的演化，如今大越的结社法案已臻完善，宗教教义、仪式及宗教场所的公开宣传均视为非法结社罪。相对于公开传教的强硬态度，大越对涉外宗教场所的建立政策相对宽松，这也造成了一些地下宗教组织与邪教组织的发展。近年来这些政策有所收紧。

V. iii. 卫生[]

　　历史上大越的饥馑与瘟疫不算少见，现有文献中曾记载有伤寒、霍乱、天花等多种疾病的大流行。近代大越工业化开始后，城市开始迅速发展，密集集中于城市的人口导致了很多次恶性疫情。其中，于安华八年（1919）春夏季爆发于潮、螺、梅、惠、循等地的大规模霍乱疫情是近代大越最严重的疫情，史称“安华岭表大疫”，据估计其感染人数达四万有余，而疫区人口约有六十万有余。其中潮州当地宗族聚居村落由于多居于封闭围屋中，用水习惯较差，而时又值大震过后，取水设施多毁坏严重，导致很多人循环用水，最终导致霍乱疫情的集中爆发，而后疫情随着不断逃荒的民众向周边的州县扩散，最终导致了疫情的大爆发。而由于当地聚居的琅野人的用水习惯相对较佳，这一疫情甚至改变了潮州一带的人口组成。
　　安华岭表大疫后，民部防疫司成立，标志着防疫工作开始提上日程。此时微生物学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大越开始在数个大城市开始试点提供经过处理的自来水，然而随后的大崩盘打断了这一进程。城市自来水的供应至承观十八年（1953）开始试点推行“净水计划”，才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随后，长盛元年（1958），旧城改造从山阴肇始，逐步推广至全国，这一旧城改造运动大多是将人口密度极高的杂院被改造成高层居住区并进行回迁，有效减少了由于杂院人口密集导致的大传染；随后，从长盛后期（1985-）开始的里诊推广形成了以大型医院为骨干，里诊为支脉的医疗系统，直至近年推广的医疗保障制度，均使得大越的医疗环境有了很大的提高。
　　同样在承观十八年，大越政府开始推行“悬壶新政”，这项新政开始要求所有医学执业者均需培训上岗，同时所有上市药物均必须经过相应实验完全明确疗效与副作用方允许上市，之前上市的需全部召回进行完备实验后方可继续上市，这一新政的执行手段非常强硬，甚至在部分地区一度出现过病人无药可买，只能买红糖以缓解症状的现象。但这一新政客观上促进了大越医药界的现代化与规范化，也使得之前与现代医学尚能分庭抗礼的传统医学与巫术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虽然在长盛十七年（1974）对“悬壶新政”具体政策有所修改，放宽了保健品入市的要求，但是由于原材料市场的灰色性质，如今依旧未恢复至之前状态。
　　进入21世纪后，大越的人口年增长率已经降至约千分之五。据开祐十六年（2013）数据，大越城市家庭平均育儿数量为0.723名，少子化危机已经成为大越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同时，与少子化对应的，发达的医疗带来的人均寿命增长带来的急剧老龄化，也使得大越的国家养老负担开始变重。至开祐十八年（2015），大越全国居民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5.5岁。在处理社会的转型方面，大越政府尚任重道远。
　　

V. iv. 城市化[]

　　近一个世纪来，大越的城市化十分迅速，安华七年（1918）大越近代首次籍民普查数据显示，大越城市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5%，而城镇人口亦仅占约10%；开祐十八年（2015）大越城市人口约占35%，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70%。承观更制后，由于大崩盘时期的巨大土地市场泡沫带来的惨痛后果，大越政府重启城墙以限制城市土地开发，这一政策导致了后来城市人口与城镇人口的分列，也导致了城市人口的虚低。
　　大越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百余城，其中鄞县-鄮县人口达九百二十万（2015），是大越最大的城市。而大越全国人口最多的单一城市为山阴县，达五百七十万（2015）。而非城市城镇人口则主要集中在四大工业区的部分县，这些地区以工商业为主要支柱产业，相对社会环境也较为开放。
　　大越的农村人口占比较大的地区，主要有赣水流域、黔中地区、淮南地区等，这些地区以农业为主，人口也相对不少。其中安风县为大越全国人口最多的农业县，人口达一百一十九万余人（2015）。这些地区由于农业人口较多，宗族势力强势，人权状况也相对较差。这些地区也是民工重要来源地，这些人群构成了大越城市大部分的流动人口。
　　

大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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